茶人们追求自由的精神，便是一个极好的例证。老子和庄子，对世俗的价值观念，都持鄙视态度。《老子》第二十章说：“众人熙熙，如享大牢，如登春台，我独泊兮其未兆，……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这位李老先生专与一般人唱反调。庄子则更形象、明白地说明这一点：人家说圣人好，他说：天下胡涂人太多了，才有所谓圣人，甚至说圣人不死，天下就没太平。人家说富了好；他说：钱太多了就有人偷你！人家说木瘤盘结的大树不成材；他又说：要不是结那么多树瘤子，早就被人砍了，还能长那样大？！人家说，犀牛好大呀；他偏说，大有什么用，它会捉老鼠吗？看来，中国的茶人们真学了庄子的脾气，很爱与世俗唱对台戏。陆羽的性情人们就觉得怪。一般人看不起伶人，他偏去作戏子；朝廷请他作官不去，偏要研究茶；别人多顾个人安危，他为朋友不避虎狼。

　　许多茶人即使作官，也经常因直谏被贬。王安石也好茶，而且很懂水品，好不容易作了宰相，却偏要变法，连小说家都叫他“拗相公”。老舍先生学问很大，偏要写北京的市民生活，不是祥子、虎妞，便是《茶馆》里的三教九流。在茶人们看来，所谓荣华富贵薄如白开水，倒不如作个自在的茶仙为好。“作花儿比作官到有拿手”（《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人穷，却总有几分傲气。茶人中像宋代丁谓之流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茶人有一身穷骨气。即便富的茶人也大多不苟同世俗，很懂得雅洁自爱，又总爱发表些怪论。即使不敢公然指责权贵，也总是明讥暗讽的对抗几下子。茶人的这种精神，培养了许多知识分子忠耿清廉的性格，对封建世俗观念常常唱反调。

　　如果说，儒家茶文化更适合士大夫的胃口，而道家茶文化则更接近普通文人寒士和平民的思想。它以避世的消极面目出现，正反映了与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处于不同的境地。因此，决不可忽视。谈中国茶道精神者往往扬儒贬道，这有很大的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