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酵多日的幼儿园喂药事件,引起了国家部委层面的高度关注。

　　根据西安警方提供的数据,为了保证幼儿的出勤率以增加收入,从2008年11月至2013年10月,两家涉事幼儿园先后分10次购进处方药病毒灵并安排幼儿服用。正当事件愈演愈烈之时,吉林和湖北又有两所民办幼儿园被曝给幼儿喂食病毒灵。

　　持续发酵的处方药事件开始引起国家部委关注,3月18日,教育部与卫计委联合发文,要求各地4月10日前拉网式排查违规组织幼儿群体服药行为。

　　3月19日,国家卫计委发布打击非法行医的专项宣传材料,详列非法行医的类型及相关惩戒措施。

　　事实上,给幼儿强制喂食处方药,只是非法行医中的冰山一角。药物的不合规、不合理使用,还广泛存在于各种无证诊所 (即黑诊所)、游医、假医、药店的无证坐堂行医,还包括某些生活美容机构非法开展的医疗美容以及我国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其他类型非法行医领域中。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幼儿园违规操作给幼儿喂药的事件中,为何涉事幼儿园能够顺利多次购得处方药?

　　根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去年底的了解,在包括江苏、贵州等不止一个区域,消费者能够自主在药店“轻松”购买到包括抗生素等在内的处方药,而在北京等一线城市,在药店购买上述处方药时则相对“困难”,需要出示医生处方。

　　为何会出现上述监管盲区?在卓创资讯医药行业分析师赵镇看来,目前国内监管部门过于关注包括生产等环节的管控,不够重视上市之后的管控。而且,上市之后的管控目前主要依托药品不良反应(ADI)的监测与反馈,且交由政府部门来操作,没有重视民间和社会的力量。

　　从生产企业的角度来看,与其花费成本去主动上报不良反应的数据,不如将精力放在研发,或者药品销售等其他环节来得“实惠”。“从医院到药厂,没有内在的驱动力去做这件事情,导致整个药品监测的反馈体制周期比较慢。”赵镇说。

　　未来的对策是,可以借鉴美国FDA的经验,进一步完善搜集药品风险信息的渠道与体系建设,而且,在药品的淘汰机制上,可以采取评分制,细化出多个对应指标,然后逐项评分,多层考核,综合权衡,及时淘汰有关药品,同时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