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院看病要面对高药价、繁琐的看病流程甚至是长时间的等待。相比之下,民间偏方的成本要低廉很多。”赵老师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张悟本这样的‘神医’出现了。他告诉你,家家都能买得起的白萝卜、绿豆和长茄子就能治癌症、糖尿病和心肺肾病。从此,看病不贵、看病也不难。你说张悟本能不受欢迎吗?”
老中医揭“神医”五大骗人手法
对于社会中出现的种种“神医”,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坐诊的老中医钟师广很是不屑。作为“圈内人”的他告诉记者,具有行医执照的中医是不愿意和“神医”打交道的,但长期的听闻以及几次交道,让他对于其中的“骗术”有很多了解。
子承父业、在天津行医多年的中医世家继承人杨大鹏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现在大多数“神医”均是利用包括食疗在内的中医疗法“治病”,“他们选择中医,首先是因为中医博大精深,其中涉及的很多问题很难有明确的答案。这就给了‘神医’可乘之机”。
在钟师广和杨大鹏看来,虽然“神医”们宣扬的“理论”各不相同,但却有共同套路可循:
胆大夸口——“神医”向来“包治百病”,“不治之症”不过是小菜一碟,他们早已“治愈”了某些名人或高级领导的亲属;
连哄带骗——无病说有病,小病说大病,这是惯用伎俩。开始会说病情危重,将不久于人世,幸好遇见了他,可以包治;
推销物品——自称有特效药物,或者某种食品采用奇异的服用方法便可以治疗顽症,以所谓不可思议的疗效诱惑患者。
似是而非——常借助一些似是而非的前沿科学的理论和词句,侃侃而谈,糊弄民众。借用民众相信科学而又缺乏了解的漏洞,欺骗患者,引诱上当。
哄抬物价——把原本很普通的物品包装成神奇的药物,夸大某些食品的药用价值,借此抬高价格,牟取利益。
“目前,这些‘神医’面对的对象既包括传统的主要行骗对象,即重病患者以及在大医院无法治愈的患者,也包括新的行骗对象,即近年来对养生保健有较大需求的普通民众。”杨大鹏说,“我所了解的‘神医’行业,随着时代变迁也在发生变化,比如通过新媒体进行高效率宣传。”
杨大鹏向记者透露说,互联网和图书是目前“神医”宣传的主要渠道。在图书和网络中,通过一些虚假的所谓的“成功案例”,来树立个人崇拜,使患者丧失起码的判断和理性。由于“养生”网站的信息容易被管理部门所忽视;而科技工作者往往把“养生”网站视为“民间科学家”的胡乱折腾,不屑于浏览这些网站,也难以意识到“养生”网站的危害性。
“由于人性的贪婪,‘神医’有时也铤而走险,去电视台进行自我宣传,张悟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张悟本在某卫视参与多集节目录制后,很快引起科学打假人士和社会关注。在科学打假人士的举报及行政部门的制裁之后,张悟本的‘商业奇迹’很快从神话变成笑话。”杨大鹏说。
杨大鹏向记者强调说,目前国家已经在法律上对于“老式”神医也就是比较传统的非法行医,制定了比较完善和严厉的惩罚措施。但新式“神医”目前已经学会规避非法行医的相关法律条文。
“比如,张悟本自称自己在做‘养生’,提供健康咨询,并不卖药,收取的高额费用是‘咨询费’。尽管张悟本从本质上也是属于‘神医’范畴,但他是以一种打擦边球的方法来规避法律的制裁。”杨大鹏说。
正因如此,钟师广向记者介绍说,目前有一种趋势是,“神医”在有了一定知名度后会转向养生,甚至是迷信比如说算命等领域,同时将看病人群逐步缩小,加大神秘感,从而进一步提高“咨询费”。
法律漏洞和监管不力难辞其咎
“他们之所以有恃无恐,大肆敛财,与监管的缺失、法律的不健全、健康知识普及的不足都有一定关系。”曾代理多起医疗领域民事案件的北京律师徐莹向记者表示,在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下,“神医”们甘愿铤而走险。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时候是在媒体曝光后,监管部门才介入。即使介入,也面临取证难、定性难的困境。最后,即便经过查处,许多‘神医’已经在违法经营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这里面临一个法律的困境——我国民法中对侵权人的处罚是赔偿性质,而非惩罚性质。”徐莹说。
对此,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卓小勤认为,“神医”不绝的背后,监管缺失和法律漏洞难辞其咎。
卓小勤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在医师法中,并没有保护医师称谓权的规定,这就导致谁都可以自称为医师。事实上,医师资质是通过行政许可获得的,医师具有职业垄断权,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行政许可,才能被称作医师。只有医师,才可以从事诊疗活动。如果医师法对医师称谓(包括医生、中医、大夫等)给予法律保护,《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对医疗行为进行更精确的定义,再加上严格监督执法,就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假医师打着中医的旗号骗人。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常章福认为,应当把中医养生的把关放到卫生行政部门,由他们来监管、批准,这样更有利于中医养生知识的规范传播。
“健康教育不仅仅是各级政府的职责,全社会都有责任、义务做这方面的工作。”卓小勤说,但是,有关部门一定要履行监管的职责,譬如对于散布伪科学误导公众的信息应当严厉处罚。
记者赵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