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餐盒的粒子,白色的是新原料,偏黄色的则是边角料再造的。
发泡餐盒生产工艺简单,不断有新厂出现。
5月1日一次性发泡餐具解禁后“污染”再现引人担忧
CPI涨工薪族快餐难舍必用品仅广州日耗饭盒超百万
技术显示回收可做地板井盖症结在于回收资金谁来出
本月起,国家发改委解禁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的政策正式施行。据了解,国家相关部门目前正在研究制定发泡餐具回收细则,这与许多人对“白色污染”重现的担心不谋而合。
发泡餐具的回收一直是难题,但并非无解。记者采访发现,发泡餐具可回收再利用制成文具、井盖甚至人工木地板,在技术上都不难实现。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都曾在2000年前后进行过回收试验,却因发泡餐具被禁失去合法运作的理由而叫停,仅存上海一地勉强支撑,但单独运作效果不理想。
眼下,发泡餐具本身的解禁也让回收解禁,广东的回收将在今年内重新启动,一个全国范围的强制回收体系亟待建立。
王姐是广州市天河区的环卫工。在她负责的五羊新城,有不少经济实惠的快餐店。
回收空白
与其他垃圾一同处理
王姐说,清理垃圾桶时,丢弃的饭盒还是白色发泡的最多,公司都是一袋袋扔。王姐并不知道发泡餐具曾是禁用的。
据她回忆,发泡餐盒一直在使用,但相比以前,现在不会扔得到处都是。而且,都是固定的几家店才有,不会整条街饭店都用。所以工作量减轻了一点。王姐还说,发泡餐盒被扔到垃圾桶中后,并不会被特别处理,而是跟其他垃圾一起被运送到垃圾处理厂填埋或者焚烧。
记者随机走访了天河区五羊新城、体育西横街、天河村等地的食街和社区,在工作日的午餐时间,像都城快餐等有名的快餐店人头攒动,从中午12时到1时,要求打包带走的用餐者就不下百人,可以看到部分写字楼出入口的垃圾车中有比较集中的发泡饭盒。
另外一些较小的快餐店和大排档都选择使用发泡餐具。街边卖炒粉的小林说,自己每天能卖一两百份炒粉,因为是路边摊,所以全数打包,餐盒就在海珠区的一个批发市场买,有时候自己去拿,有时候对方可以送过来,600个饭盒一大包50元,三四天就能用完。这类小吃摊集中的地方,也有放满发泡餐盒的垃圾桶。
需求量大
10元以下快餐的标配
小林的批发商告诉记者,发泡餐盒的需求量一直很大,尤其是火车站客运汽车站的小饭店店主拿得很多。
在位于广州洛溪桥脚的批发市场,谷和一次性环保餐具的店主说,从两三年前开始,透明塑料的餐盒流行起来,大多数酒店就不要发泡餐盒,一方面是顾客更喜欢前者,另一方面酒店也显得有档次。另外,使用发泡餐盒打包都是免费的,而使用透明塑料盒至少要收1元,进价是0.35~0.45元之间,所以还有得赚。“一天可以卖三四十包,一包五百个。”这名店主说,中高档酒店已基本淘汰了发泡餐盒。
另一家一次性餐具的老板说,他们过去十几年一直做发泡餐盒的生意,一些店选择不批发并不代表没有市场需求和销量,而是相比过去更集中在中小饭店以及路边摊的经营者,而且一般的农贸市场就能批发到。她分析道:“简单地说,就是一份10元以下的快餐,就必须用一毛一个的发泡餐盒,虽然和透明的塑料盒相比一个相差仅几毛,但对小成本商家来说很重要。广东流动人口多,其中大部分打工者吃不起10元以上的快餐,所以目前需求量还是很大。”
在这家批发市场不远处,还有一个大型粮油批发市场,有数家批发一次性发泡餐盒的门店。
据介绍,一家店一天的销量一般是10~20包,根据型号不同,每包500~600个,单格的饭盒最好卖,三格的饭盒稍差一些,因为来拿货的基本是个体经营者,而三格的快餐盒的需求客户主要是单位客户或者较大型的连锁快餐店,这些客户会跟厂家直接拿货。
市场饱和
广东日产百万发泡饭盒
发泡餐具“禁而不绝”是公认的现实。
即使在被禁期间,一项市场调查显示,一次性发泡餐具的市场占有率仍高达76.1%,在一次性餐具中占主导地位,仅广州单日消耗的餐盒量就在100万个~200万个之间。
据最新粗略统计,广东目前的一次性发泡餐具的生产企业有30余家,集中在佛山、东莞、惠州等地,每家至少拥有1条生产线,每条生产线的日产量为5吨,按每个餐盒的重量约为5克计算,可产100万个。
解禁后会不会促使企业扩大生产?
业内人士认为增产会有,但不会很明显。一是几年前曾传出解禁风声,当时就有企业增设生产线和新企业加入,造成产能有点过剩;二是广东一次性生产企业早已能满足市场需求。
在佛山市张略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南海厂区,4条生产线当日开了3条。该公司负责人张略说,每天产量都根据市场调节,其中有三到四成的饭盒销往广州,包括白云宾馆、都城快餐和一些企事业单位,还有一到两成不等的产品分别销售到香港、深圳和佛山等。
在解禁消息传来后,张略并没有打算扩大生产量,因为“对市场不看好”。
在张略看来,行业竞争一直激烈。他说:“政策放开后,中国台湾、日本的企业可能会进来。同时,发泡饭盒集中在中低市场,但现在经济不景气,流动人口在变少。”
最近,张略感到压力颇大,他要急着改造厂区,为申请企业食品生产许可证即QS认证作准备。因为解禁后,为提高发泡餐盒质量,未来企业的准入机制将更严格,对厂房建设、生产线数量设置等都有要求。为此,张略得投入几十万元装修改造。这也会让一些无力改造的小厂退出。
回收利用
最难是让废饭盒回到厂
早在十余年前,“北上广”三大城市就已做过回收发泡餐具的试验。
原广州市城市管理技术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吕春元介绍,2001年4月,广东一家台资企业佛山南海波丽塑料包装有限公司曾设置生产线,“自费自愿”回收发泡餐具。
时隔十年听到解禁消息后,时任波丽公司负责人的赖清泉回忆,那次试验回收利用的生产设备都是国内品牌,投入不超过一百万元,还配套建设了一个小型污水处理厂。仅这样规模,波丽公司日均处理的饭盒就达到2吨,占当时广州市每日使用量的40%。
据介绍,生产企业对发泡餐具的回收不仅熟悉,也有基础设备。因为生产发泡餐具时会产生30%~40%的边角料,企业一般将这些边角料通过一定工序处理,边角料就成了与发泡餐盒原料一样的再造粒子,从而节约成本。而回收废餐盒,只是多了前期的分块、清洗和脱水。
赖清泉和吕春元都认为,比起技术,如何让废旧餐盒从使用者手中回收到处理厂更关键。当时,波丽公司在广州的回收试验,一是同垃圾填埋场签订协议;二是与废品收购人员合作,鼓励他们去街道、社区和商业区收购。
回收以后,还有利用。
吕春元说,当时将再造塑料粒子制成非食品包装的塑料制品的工艺并不难。废旧饭盒回收利用后,可以变成三角尺、笔筒、圆珠笔套等文具,跟普通产品没什么不同。
如今赖清泉已回到台湾养老。在他的设想里,发泡餐盒的回收处理厂应该是“低成本、小规模、遍地开花”。
“回收的饭盒带着汤汤水水,不能保证当天就处理完。如果是大厂,回收量大,一两天就臭得不得了,容易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品质。”他觉得,一个城市应分区域设置小规模处理厂,并根据每天污水量建设污水处理厂,从而降低“白色污染”对环境的影响。
全国回收
关键在回收资金哪来怎么花
然而,目前,国内只有一家发泡餐具回收企业。
上海的(昆山)保绿再生资源处理有限公司已运行十多年,该公司的运作建立在上海市政府的“三分钱工程”基础上。
“三分钱工程”是以“谁污染、谁负责”为原则,由上海市政府对在上海生产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盒,按每个三分钱向生产企业征收回收处置费。这三分钱中一分半用于餐盒回收费,半分钱用于补贴一次性发泡餐盒处置企业,半分钱用于支付管理执行结构,最后半分钱用于在回收系统的运输。
这一工程累计回收了15000吨,30亿个废弃发泡饭盒,折合为生产出8000多吨的再生粒子,回收再生产品就是在上海常见的下水井盖。
保绿公司总经理黄隆滨说,目前最大问题就是外地餐盒流入上海,“劣币驱逐良币”。外地的生产企业不需要缴纳“三分钱”,售价比上海本地企业低,造成本地企业难以生存。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黄隆滨介绍,目前行业协会已确定将在华东的杭州、义乌和广东的深圳、东莞、佛山和广州建立回收工厂,试点征收“三分钱”。预计这一办法将在5月底通过。
吕春元则认为,回收工作必须由政府采取强制措施,企业不支持和参与回收,就不允许其生产。同时回收处理的地点要和生产企业隔绝,保证食品级的生产环境健康卫生。
吕春元说,要真正建立起发泡餐具的回收体系就必须全国实施。但全国体系建立后回收处置费如何收取、如何花费还要细致考虑。
解决好“钱的收支问题”,发泡餐具回收的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饭盒是宝?
堪比石油 被禁后曾进口
国务院原全国包装改进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李沛生认为,解禁后做好回收,不仅不会加重白色污染,还能为循环经济的发展助力。
“发泡餐盒禁令发布时的原因就是白色污染。但产生白色污染的原因,是因为人,而不是因为物。”李沛生说,如今,老百姓很少随意丢弃餐具,城市的垃圾回收处置也比过去进步,火车改成了空调车,饭盒等都无法往窗外扔,而是集中处置,所以解禁后不会造成严重的白色污染。
李沛生表示,废弃的发泡餐盒目前正是我国紧缺的资源。2005年后,全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沿海地区上马了一大批环保产业、循环经济产业项目、再资源化产业项目,废弃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的需求量很大,因为废塑料可以代替燃油为垃圾焚烧炉提供高热值,为这些企业降低了成本。废弃餐盒制成的再造粒子还是相框、纽扣、井盖、涂料、桌椅和园林建筑材料的原料,可以节省石油资源。
“大家都抢着要。”李沛生介绍说,2010年,因为我国回收量少,还专门从国外进口了24.43万吨废塑料。李沛生在日本考察时,废塑料市场的老板告诉他,他的货都是出口给福建、广东、江苏、浙江等地做固体燃料,需求量不小。
因此,对于发泡塑料的回收,李沛生不主张填埋,而是将废弃发泡餐盒纳入强制回收。在全国推广上海的“三分钱工程”,对所有生产企业都收取处置费,其中大城市建立回收利用系统,把废弃餐盒再资源化。而中小城市则将餐盒的回收处理纳入现有的垃圾回收系统中,条件成熟时再效仿大城市的回收做法。(文、图/本报记者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