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列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上海代表团全体会议。会后，有记者追问内地当前股市走向等问题，尚福林笑而不答，并建议记者到证监会每周例行新闻发布上获得信息。
“既然有常设的食品安全委员会，就应该让质检、工商、农业等几个部门齐头并进，现在又多了个中间环节，跟原来的管理有什么差别？”在北京会议中心九三学社界别的小组讨论会上，吉林省政协副主席支建华提出疑问。
他认为，“新食品安全法是好法，很及时，但解决问题还是不彻底。”比如，新法提到要设立常设的食品安全委员会，但在后面说要由卫生行政部门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职责，而原来国务院就有领导小组，有点多此一举。
支建华说，此外，新食品安全法还有没能覆盖到的空白地带，“三鹿奶粉事件就出在这里”。他说，前面产奶与农业部门有关，后面制造奶制品有归质检部门管，“但奶站收奶这个结合部，却成了三不管地带”。
坐在支建华右边的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刘应明忍不住插话道：“奶粉中的三聚氰胺，量很大，质检部门竟然说不知道，很荒唐。”
支建华说，那是之前的检测标准，确实没有三聚氰胺这项。这不是标准问题，而是作假问题。
但支建华认为，现在的质检部门的标准也确实过时了。因为奶粉标准是按氮的含量高低来评价的，以前一头奶牛每天产奶几十斤，现在可以产100多斤，吃的还是草，产奶提高这么多，营养成分怎能达到原来的标准？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志珍接过话茬，这就为掺假提供了可能。她说，中国的奶业发展不像一些发达国家那么规范，“人家是规规矩矩，我们有些搞的是歪门邪道。”
广东省卫生厅厅长姚志彬则认为，质检部门检测不出来，是检测方法有问题，不论怎么说都难逃其责。
刘应明则认为，从三鹿奶粉事件来看，质检部门确实应该吸取教训，不能老用过去那一套办法，因为行业发展很快。
委员们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主持人邵鸿不得不插话说，请大家安静一点，让支建华委员把话说完。
也许刚才的讨论提醒了支建华，他说，我国确实存在检测项目和标准缺乏问题。在有些发达国家，对农药残留的监测指标有4000多个，但我国还不足300个，因此不难想象，为什么会经常出现“苏丹红”一类事件，而监管部门总是事后才发现。他呼吁说，国家标准化部门，应当切实负起责任来。
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支树平也列席了今天的讨论会，并就委员们提出的问题，作了回应。
支树平说，三鹿奶粉事件确实牵涉到许多家庭，许多孩子，“根据2008年12月的数据，到医院进行检查的孩子有3000万，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肾脏检查”。
检测结果发现，有症状的孩子大概有29万，住院的也有几万人。他语气沉重了起来：“。当时许多家长心急如焚，听到消息后，抱着孩子就往医院跑。”
支树平说，委员们都谈到了国家质检总局的责任，“确实，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该承担的要承担，该管好的要管好。”
他反省道：“我们负责产品生产过程的监督，但风险评估和预警做得不够——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哪些东西会发生问题，把握不到位；在原料的把关上，我们也有疏漏的地方……这付出了沉痛代价。”
他表示，三鹿奶粉出现问题后，质检总局当天下午就派调查组去了石家庄，晚上回来后就有了结果。第二天，开始统一检查，一共筛查了1000多家企业，其中800多家生产婴幼儿奶粉。最后，根据国务院要求，将所有检测出三聚氰胺的22家企业不管大小全部公之于众。2008年9月14日后，三聚氰胺成了必检项目。
但他说，在此之前，国家质检总局确实不知道奶粉中掺杂三聚氰胺。
刘应明不相信，他插话道：“长期与乳业打交道，氮含量高不等于营养高，我觉得你们应该早知道行业里面的情况。”
王志珍院士也插话问支树平，“三聚氰胺有危害你们知道吧？”
支树平说，以前牛奶里加东西，质检总局是知道的，比如加水，导致出现了阜阳大头娃娃事件；也知道有些奶制品确实会被不法分子加各种东西，但确实不知道加的是三聚氰胺。
他介绍说，质检部门检测牛奶，往往是感官检测和理化检测。检测项目中，包括重金属、药残农残、微生物，以及某种可能的细菌，“如果有人说某种东西会引起健康隐患，我们会加入一些新的检测项目，认识到了危害就检查。”
他表示，在这个事件中，虽然质检部门不能推脱责任，但也不能承担无限责任——
牛奶的生产，涉及多个部门，实行分段监管：奶农奶站由农业部门监管；到工厂里面，由质检总局监管；进入市场，是工商总局管；到了餐桌上，由卫生部管。“以前质检总局不管生产加工，2005年大头娃娃出来后，生产加工监管给了质检总局。这么几年的时间，仍处在衔接稳定的过程中。”
在支树平看来，三鹿事件虽然过去一段时间了，但暴露出来的社会诚信问题、检测标准的缺失问题、部门与部门之间的职责明确问题，仍然值得认真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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