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最后一天，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门口人头攒动。一大早，警察就在法院外拉起了警戒线，严格审查旁听者资格。
上午8时，庭审开始。从田文华的答问中，可以描述出她的成长轨迹：她出生于石家庄，1966年8月毕业于张家口农业专科学校，1968年开始从事奶业工作，并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逐渐发展成为集奶牛饲养、乳品加工、科研开发为一体的三鹿集团。
而其余3名被告，也是在三鹿集团工作了多年的老员工，他们见证了三鹿的成长与辉煌，但三鹿也毁在了他们手中。
随着庭审的持续进行，“三鹿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
为保密，他们将三聚氰胺称为“A物质”
据公诉机关指控：2007年12月以来，被告单位三鹿集团陆续收到消费者投诉，反映有部分婴幼儿食用该集团生产的婴幼儿系列奶粉后尿液中出现红色沉淀物等症状。
被告王玉良供认，2008年3月，接到问题奶粉的投诉后，他向奶事业部汇报，让其查一下原因，他这边也查了一下，他给田文华汇报过，田文华当时说让技术部监测、检测，看是不是孩子上火了等其他原因造成的。当时的确没有引起我们重视，一直到4月底，消费者投诉奶粉质量问题增多，当时可以认定是奶粉质量出了问题，田文华决定当即成立质量小组，他负责技术小组、攻关小组的领导、协调。
田文华在庭审中供认，她是在今年5月中旬才获知三鹿奶粉出现问题的，这也是下面的人报告给她的。
田文华说，当她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组织成立了由副总经理王玉良负责的技术攻关小组。通过技术小组的排查，确认该集团所生产的婴幼儿系列奶粉中的“非乳蛋白态氮”含量是国内外同类产品的1.5至6倍。
但由于当时对三聚氰胺这一物质不太熟悉，所以不敢肯定里面含有什么东西。王玉良说，由于去年我国曾发生过出口宠物食品致动物死亡的事件，有证据显示宠物食品中含有三聚氰胺，她当时也怀疑是三聚氰胺。
田文华说，三鹿集团将系列样品送往多家检测机构检测，但都没检测出问题，都声称产品正常。
7月24日，三鹿将16批次婴幼儿系列奶粉送往河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检测，当时考虑到产品的声誉问题，三鹿并没有向该中心说明是自己的成品，而仅表示是原料或其他东西。在送审过程中，三鹿集团还想方设法予以保密。
当时，全国有许多婴幼儿因食用三鹿婴幼儿奶粉出现泌尿系统结石等严重疾患，部分婴幼儿住院手术治疗，甘肃等地还出现多例婴幼儿死亡事件。
公诉方当庭出具的证据显示，河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有关人员对三鹿送检的产品颇为吃惊，表示这种产品即使牲畜食用都会导致严重后果。
田文华说，8月1日下午5时许，她得到检测报告：送检的16个批次奶粉样品中，15批次检出了三聚氰胺。于是，她紧急召开了集团经营班子扩大会进行商议，会议由当日下午6时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4时。
然而，正是由于这次会议错判了形势，并通过了一系列错误决议，让三鹿集团走上了绝路。
田文华说，新西兰恒天然公司在三鹿集团的董事要求召回产品，但参加会议的许多高管认为，召回产品会造成声誉受损，于是决定以悄悄换回的方式取代召回。“当我们说了这一建议后，新西兰方代表没有反对，所以这个提议就通过了”。
杭志奇则在法庭上供述，在这次会议上，大家研讨形势认为，当时正处于奥运前夕，且消息泄露后将极大影响三鹿的声誉，所以决定对奶制品中含三聚氰胺一事在扩大会议的范围内严格予以保密，对外将三聚氰胺称为“A物质”。
王玉良供认：“我们在化验单上发现有“A物质”，“A物质”是什么，“A物质”实际上就是三聚氰胺，为什么这样写？我公司在检验时，发现奶粉中有三聚氰胺后，2008年8月1日，当晚召开了会议，会上，企业考虑到品牌的影响，田文华总经理要求已经知道的部门和人员不要再传播了，所以在以后的化验单上就出现了“A物质”或者不写名称只写含量的现象，这也很正常。谁规定的三聚氰胺写成“A物质”？集团公司没有具体规定，可能是分层的实验室或质检部门自己规定的……”
问题奶被调转入液态奶，知毒卖毒
作为公司中层管理人员的被告人吴聚生也声称，杭志奇在其后打电话把他叫进办公室，要他将因“非乳蛋白态氮”检测不合格而被加工三厂拒收的原奶转送他处时，杭志奇也仅仅告知他原奶中含的是“A物质”，并表示这个物质属于“非乳蛋白态氮”，对人体有害，但掺杂在液态奶中问题不大。
随后几天，三鹿集团的质检中心研制出了检测三聚氰胺的方法，但为了保密，三鹿集团还委托杭志奇的妻子代买相关设备，并在杭志奇妻子的公司由设备提供方培训三鹿集团员工。
然而，由于当时临近中秋节和国庆节，市场上对于奶制品的需求异常大，田文华说，即使开足马力生产，三鹿集团也无法用不含三聚氰胺的奶换回已销售出去的含三聚氰胺的奶。
在此情况下，8月13日，三鹿集团班子开会时，她拿出一份从新西兰恒天然公司获得的资料(原件是英文，但关键点已经被翻译成中文)，这是欧盟关于食品中含三聚氰胺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一个人，按体重来衡量，每公斤每天耐受三聚氰胺的量是0.5毫克，如果将其换算成奶粉，那么，每公斤中含20毫克三聚氰胺不会有影响。
王玉良说，他在会议上表达了不同意见，认为欧盟的标准是20毫克的话，为慎重起见，还应该在这个标准上打个5折，于是班子决定，对已经被封存的奶粉，三聚氰胺含量在10毫克以下的予以放行。但到了后来，由于市场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这一标准又被放大到了15毫克。
会议还决定：调集三聚氰胺含量20mg/kg左右的产品换回三聚氰胺含量更大的产品，并逐步将含三聚氰胺的产品通过调换撤出市场。
经检测和审计，2008年8月2日至9月12日，被告单位三鹿集团共生产含有三聚氰胺婴幼儿奶粉72个批次，总量904.2432吨；销售含有三聚氰胺婴幼儿奶粉69个批次，总量813.737吨，销售金额4756万多元。
“如果不收，我们就将从此丧失这部分奶源”
不能不说，三鹿集团出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恶性竞争。
田文华说，蒙牛、伊利等巨头涌进河北省市场以后，奶源市场就越来越紧张了，尤其是从2003年下半年以后，她感觉公司奶源形势日益严峻。
据了解，河北省是产值仅次于内蒙古的奶业大省，然而，由于奶源竞争激烈，恶性抢奶事件频发，导致奶价一直高企不下。
河北省食品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第一季度，因为原奶收购价争抢严重，导致今年一季度河北省液体乳及乳制品利润总额同比下降49.02%，全行业64个企业中有23个出现亏损，亏损总额达4471万元。
而三鹿高管这次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提起公诉，公诉方所提供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在三鹿查出原奶有问题后，仍将原奶收购加工并销售到市场上。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三鹿加工三厂主要生产婴幼儿奶粉，毒奶粉事件出来后，加工三厂加大了对原奶的检测力度，并在随后的检测中检测出多批原奶含三聚氰胺，然而，虽然查出问题后，三鹿加工三厂主要产婴幼儿奶粉拒收了这些奶站提供的原奶，但是，随后，杭志奇却授意吴聚生将这些奶转至其他奶厂。
就这样，先是有因“非乳蛋白态氮”检测不合格而被加工三厂拒收的29吨多原奶被转往行唐配送中心和新乐闵镇配送中心，这两个配送中心又先后向保定三鹿、加工二厂和三鹿乐时奶制品公司配送原奶 180.89吨。
这些原奶与其他原奶混合后，进入了加工程序，分别生产出原味酸奶、益生菌酸奶、草莓酸酸乳等含有三聚氰胺的液态奶269吨多，且全部铺向市场并且销售完毕。
当被公诉方问及为什么明知这些原奶有问题，三鹿公司仍然要收奶时，杭志奇说，没有办法，竞争实在太厉害了，如果我们不收，我们就将从此丧失这部分奶源。
吴聚生也说，如果三鹿拒收，这些原奶仍然会流到别的地方去。
王玉良也说，虽然在8月4日他们就研制出了三聚氰胺的检测方法，但是该设备在各个分公司的配备并不均衡，主要生产婴幼儿奶粉的加工三厂最早配备，其余的地方，对奶源的控制并没有那样严格，同样是基于市场压力大：奶制品销路好，原奶的供应却时时感到紧迫。
吴聚生说，发现问题奶后，三鹿公司采取了“人盯奶厅”的办法，就是每个奶站派驻工作人员进驻，监督产奶、收奶的全过程，以保证质量，公司甚至还直接租赁了几个奶站，以控制奶源。当然，为了掩人耳目，他们打的是奥运的招牌，声称是为了奥运考虑要加强食品的监督。然而到了此时，事情已经无法弥补。
沉重的思考
田文华称，8月1日，在她获知三鹿送检的16个批次奶粉样品中有15批次检出三聚氰胺后，于8月2日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当地政府部门作了汇报。
8月29日，她再次以书面报告形式上报市政府。然而，市政府对此事却迟迟未能作出反映。
在今天的庭审中，三鹿集团的辩护人也多次提出，田文华及时向政府部门汇报信息，说明三鹿集团在此事的反应上是迅速的，当地政府部门难辞其咎。
据媒体报道，此前，石家庄市一位王姓秘书长说，之所以石家庄市政府向上级迟报信息，以致酿成事态扩大到全国，该市市政府对此事很不敏感，另外更多地考虑了对企业的信任和支持。当时只是向媒体做了一些简单说明。
据了解，三鹿是石家庄市数一数二的企业，其税收占到了该市财政收入的相当比例，所以当地政府部门在此事的处理出现了问题。
而事实上，企业和政府部门出现的问题也给当地造成了重大损害。12月31日晚，记者从庭审现场回住地途中，正好赶上出租车司机邵松超带着妻儿回家。途中，他告诉记者，他6岁的儿子从1岁半就开始喝三鹿液态奶，“我儿子不爱喝水，就爱喝奶，他每天能喝1公斤奶，而且，他从1岁半就开始这样喝，结果在三鹿出事后，去医院检查，查出了肾积水。”
邵松超说，这还是最近几次的检查结果，医院要求他们过10多天以后再去检查。
“这些人太邪恶了，连小孩子吃的东西都敢掺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也不知道他们的心是怎么长的。”邵松超的妻子气愤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