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9日，云南镇雄县300多名学生，在吃了学校统一供给的营养餐后出现腹泻、高烧等不适症状。记者从孩子们口中得知：“豌豆闻起来是臭的，但是不吃不行，老师说不吃，一次要罚10元。”（据4月21日央视《经济半小时》）　 

　　这是又一桩被曝光的营养餐乱象。有人说，用一首著名的元曲来形容再恰当不过，“鹌鹑嘴里寻豌豆，鸬鹚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刮脂油”。最近两个月内，云南省接连发生三起学生营养餐安全事件，事件在引发社会关注的同时，也将营养餐供应环节当中的诸多问题暴露在公众的面前。孩子致病只是偶发表象，暗流汹涌之下，中央财政埋单的营养餐计划是否成了不折不扣的“冤大头”才是问题的关键。　

　　3块钱的营养餐变质成诸多悬疑，说来说去是监管的不力：譬如诸多学校迄今尚没有《餐饮服务许可证》或《食品卫生许可证》；譬如学校在没有厘清权、责、利等关系的前提下对承包商“全权委托”，而地方政府又对学校“全权委托”，监管缺位、审计缺位、追溯缺位，最后的结果就是，3块钱完全沦为考验商家良心的自由命题，除非吃出健康事件，不然，就是相安无事。　 

　　然而，真正值得反思的是，3块钱的营养餐都管不好，其他划拨的款项与资源，又会遭遇怎样的执行力？早在2005年，青基会对全国1万多所希望小学的大规模调研发现，有食堂的仅占50%，且绝大多数只有能提供热饭的灶，严格意义上合格的厨房几乎不到5%。国家出钱买“米”，地方该不该备“锅”？即便没有专业的“营养餐监管制度”，那么，现有的财政预决算体制、层级审计制度、职能监管制度，以及渠道多元的公共监督制度，为什么不能有效遏制营养餐上的寻租之心？(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