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秋林所指的这类人士，在湖南坊间被戏称为“听证帝”、“听证哥”。

　　2011年9月，湖南广电总台下辖的某电视频道突然报道了一批历年来“踊跃”参与各大听证会的“听证专业户”，引起舆论哗然，并于今年8～9月间在湖南的媒体上成为时髦话题。湖南红网以《长沙现多名“听证帝”：发钱的听证来 没钱的就不来》为题报道称，37岁的听证代表石爱伟过去7年来已经平安无事地参加了17次听证会，甚至可能更多。而已经确定打破了石爱伟纪录的是53岁的周正良，他承认自2002年以来参加了近20次听证会。湖南省法制办相关负责人甚至见过一个“专业户”，当时他试图为全家五六口人都报名参加听证。

　　有人还在当月举行的长沙市市区新增客运出租汽车运力听证会上，找到了至少4张“亲切又熟悉”的面孔，引起网上一片怒骂。早先的报道中，石爱伟在一次天然气调价听证会上发言，他身上的条纹衬衫都成了网民调侃的话题。网友“时空之鱼”发帖说，“听证帝”石爱伟似乎从没投过反对票，周正良近10年先后参加过近20次听证会，对于听证事项，“基本上是持同意的态度”，总是赞赏“决策部门在民生方面还是考虑得比较周全。”这些“常任代表”到底是政府信息公开、公民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有功之臣，还是听证真正产生效力的“绊脚石”？

　　一位参加过几次听证会的匿名人士透露，长沙存在着一个“专门听证”的群体，“至少有好几十人，经常参加听证会。”有些“专业户”掌握了听证会的套路：全国各地有那么多听证会，总有类似的主题，上网找找别人怎么讲的，然后拿来结合本地情况，什么话题都能说点场面话。让这些人积极报名参加的原因，除了个人展示的欲望外，每次参加听证，主办方给代表们补助的一笔数量不等的“车马费”，或者叫“误工费”，也是动力之一。

　　他说，有的“听证专业户”会提前互相打探，“这个活动你会去吗？这个活动有钱发吗？”基本上是发钱的听证会就参加，没钱的就不来。有一次价格调整听证会，一家燃气公司提前将听证代表请过去，开了一个预备会，“给了400元劳务费，后来听证时又给了1000元。”他认为，这些人的生存空间在于一些听证的主办方往往意在作秀，而非求真。

听证代表意见无法律保障力

　　罗秋林对记者说，我国目前的听证活动中，除了听证代表产生方式不透明、代表性不足、公开性不够、专业性偏弱外，容易被人忽视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听证代表意见无法律保障力。

　　他说，听证会是一种具有民主性质的程序。在听证活动中，各方利益代表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有关问题表达意见，使决策机关能在倾听不同意见的基础上，权衡利弊之后作出决断，这无疑是民主的体现。虽然我国《价格法》规定，价格听证会不是价格决策会，不适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和规定，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掌握定价权。但是，作为限制政府滥用定价权的民主制度，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在定价时应充分考虑听证代表的意见，并对各方观点进行回应，说明采纳或不采纳听证代表意见的原因。从他掌握和了解的一些价格听证会的结果来看，尽管听证代表对价格上涨有不同意见，但查询物价监督管理部门的公告，显然没有认真对待听证代表在听证会上的发言，由此凸显出现行《价格法》和听证办法对听证代表意见的法律保障之缺乏，价格听证会的效力和功能自然会受到质疑。

　　他表示，“听证帝”现象暴露了严重违规违法的逐利行为。听证代表行使听证权利，不能在此过程中获得利益，这是听证的纯洁性或廉洁性的必然要求。但很多听证机构给听证代表相关费用，这是典型的行贿行为。听证代表接受了听证机构的贿赂，就难免产生“拿人手短、吃人嘴软”的后果。“从现实来看，如果在重大决策中要了解真实的民意，与其被这些人误导，不如找有公信力的社会团体开展客观调查更可靠。”罗秋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