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锡荣23日指出，针对“三鹿奶粉事件”的发生，对食品安全法草案重点做了8个方面的修改，以从法律制度上预防和处置这类重大食品安全事故。（10月24日《新京报》）

　　亡羊补牢，犹未晚矣。针对“三鹿奶粉事件”修改正在三审的食品安全法草案的确很有必要，一方面能使这部法律更富时代特征，更加全面和完善，另一方面，也算是在“三鹿奶粉事件”后时代从法律的层面给了社会公众一个交代。然而，仅就修改食品安全法草案本身而言，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首先，草案的措辞不够严厉和严谨。比如修改后的草案规定，“县级以上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食品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抽样检验。”“制定食品安全标准，应当以保证公众身体健康为宗旨，做到内容科学合理、安全可靠”，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为什么是应当而不是必须？“三鹿奶粉事件”的教训早就告诉我们，在事关生命健康的食品安全问题上，法律用语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必须就是必须，有关部门要无条件地执行，否则就是失职渎职，就是对广大民众的不负责任。

　　其次，草案缺乏应有的惩戒手段和措施。比如修改后的草案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在获知有关食品安全风险信息后，应当立即向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通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在对信息核实后，应当及时调整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如果有关部门没有及时通报，没有及时调整监测计划，后果会怎样呢？很可惜，草案没能给予说明。事实上，作为一部事关食品安全的法律草案，不仅要明确有关部门的义务，还要在有关部门失职的前提下明确他们的责任和处罚措施。

　　最后，食品安全法草案应强化监督。我们知道，“三鹿奶粉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与有关部门执法不到位、疏于执法有着很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食品安全法草案就应当从法律层面上避免这一现象的发生，加强对食品安全执法的监督，从制度上保证食品安全法能够得到有效落实。 徐光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