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香港奶粉限购时间再一次挑战了公众脆弱的神经。近年来不断爆出苏丹红、三聚氰胺、地沟油等耸人听闻的食品问题，每一件事都足以触及到人们的心理底线。食品问题使民族工业陷入信任危机。人们不禁要问，食品什么时候才能让我们放心？

    1968年，美国学者哈定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公地的悲剧》，讲了一个故事。当时英国的封建主在自己的领地中划出一片牧场，称为“公地”，作为福利无偿向牧民开放。结果是什么呢？公地养护无人负责，但每个牧民都养尽可能多的牛羊去公地放牧，最终，牛羊数量无节制地增加，公地牧场最终因“超载”而沦为不毛之地，牧民的牛羊最终全部饿死。

    这个故事，本意是以英国曾经的土地制度为例，讲产权对经济行为约束的重要性。这个故事中的“公地”，此后更多被理解为经济社会中的许多公共领域，往往会因产权不明、责任不清而导致责任与监管缺位的真空地带，从而出现“公地悲剧”。

    施行自2009年6月1日的《食品安全法》，以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规定了监管部门要覆盖从地头到餐桌的每一环节。餐桌上的这餐饭，同时由九个部门来监管来保障，看似完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再到流通与销售各个环节的食品质量安全监管，老百姓应该吃得安心了。但实则由于这种模式的政出多门、多头管理，而导致了监管中的职责不清、相互推诿、监督不到位。特别是在各环节的衔接之处，更容易出现监管的空白地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后的责任无法明晰划分，你推给我、我推给你的“踢皮球”现象时有发生。

    因此，纵观当下中国食品安全危机从根本上说是人祸而非“天灾”。为了终结食品安全的“公地悲剧”，渭南市这次的食品改革，将原先九个部门的相关监管职能进行整合，由新成立的渭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负责。与此同时，各县市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增加了相应职能，具体负责所辖区域内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由以各环节分段监管为主，变为以品种监管为主，自上而下的形成了市—县—所—村组的监管模式，横向与纵向的覆盖了全市每一个县、每一个村、每一个角落的食品安全。

    简单地说，如果发生了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件，责任首先在政府，消费者首先追究的是政府的责任，并且明确了政府哪个部门应当承担起“打板子”的责任。体制理顺了，切实有人管了，责任也就落实了。

    不久前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变成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虽然只有一字之变，却意味着，一个新的食品安全监管时代已悄然开启。纵观改革思路，与渭南模式丝丝相连——它将食安办、药监、质检、工商等多个部门的相应职责，对食品和药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环节进行无缝监管。

    政府重拳出击食品安全问题，重塑政府公信力，力求让百姓的每一餐饭都吃得放心、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