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中国青年报》有两则新闻，有必要放在一起来解读:其一，超规格接待、高标准用餐，直至鲍鱼、鱼翅、辽参以及茅台、五粮液……公务接待中的奢华之风一直以来为各界所诟病。温州近日出台公务接待新政，明确规定，野生黄鱼、鲍鱼、鱼翅、辽参，以及茅台、五粮液等，均不得上桌。其二，安徽省蒙城县三义镇政府公款吃喝欠小饭店20多万元，17年未还。债主刘梦夫先后向蒙城县及亳州市法院起诉。2011年，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根据还款协议，刘梦夫于2019年才能拿到全部欠款。
多少年来，公款吃喝问题一直是一个令人痛心纠结的问题，“几十个红头文件管不住一张嘴”成为治理公款吃喝最写实的描述。尽管如此，许多地方仍在探讨治理这一问题的方法和方式，这不，温州又把奢华的公务接待当成了治理重点。
尽管温州的公务接待新政被归纳为“三严四禁”，“严格”和“禁止”成为新政的关键词，但诚如温州一职能部门的领导所指出的，关键仍在于如何严格地执行。众所周知，在过去治理公款吃喝的漫长岁月里，所出台的众多红头文件中，哪一个不把“严禁”当成关键词的?只不过，执行起来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譬如，当初“四菜一汤”被“严格”执行的时候，不是一度演变成“四盆一缸”吗?现在，茅台、五粮液被禁上桌了，换成二锅头是不是就能解决已成社会痼疾的公款吃喝之风呢?我看未必。
归根结底，公务接待中的奢华之风还是由不太奢华的公务接待发展而来的，而且，目前公务接待中所存在的问题不只是奢华之风的盛行，更有假公务接待之名的自我接待和大吃大喝。这些年，像三义镇政府吃垮小饭店的新闻时有曝光，也许，在这些动辄十几万、几十万的积年吃喝中，并没有上过几次鲍鱼、鱼翅和茅台五粮液，而可能只是普通食物和二锅头，但这种公款吃喝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远不是吃垮了几家小饭店，更有民众对官员腐败和政府形象的直观感受。
温州公务接待新政中的亮点之一，就是公务接待卡的使用，改革方希望借此能够掌控各单位公务接待的情况，因为，公务接待卡的终端在财政局，“刷了多少次卡，每次刷了多少钱，财政局电脑都将显示。”可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倘若有单位不去公务接待定点饭店，不刷公务接待卡，而是采取“传统”的赊账方式——譬如就像三义镇政府那样，改革方又将如何应对?该如何去查证这种现象?
事实上，公款吃喝问题之所以难于治理，不是财政局未能掌控的问题，而是因为有些单位并不见得将公务接待消费反映在财务账面上，而往往以别的形式处理——各单位的“小金库”就是处理公款吃喝经费的“撒手锏”。因此，单是“严格执行公务卡消费制度”，单是严禁公务接待中喝茅台，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治理公款吃喝问题的。一旦执行无力，公务接待卡沦为了废卡，一切必将故态复萌，一如当初的“四菜一汤”、“四盆一缸”和满汉全席的轮回。
公务接待原本就是一个假命题，不妨想像一下，在没有公务接待制度国家，别说喝茅台，就是喝二锅头也无从报销，只能自己彼此间“AA”了，要那张煞有介事的公务接待卡何用?7月8日《中国青年报》有两则新闻，有必要放在一起来解读:其一，超规格接待、高标准用餐，直至鲍鱼、鱼翅、辽参以及茅台、五粮液……公务接待中的奢华之风一直以来为各界所诟病。
温州近日出台公务接待新政，明确规定，野生黄鱼、鲍鱼、鱼翅、辽参，以及茅台、五粮液等，均不得上桌。其二，安徽省蒙城县三义镇政府公款吃喝欠小饭店20多万元，17年未还。债主刘梦夫先后向蒙城县及亳州市法院起诉。2011年，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根据还款协议，刘梦夫于2019年才能拿到全部欠款。
多少年来，公款吃喝问题一直是一个令人痛心纠结的问题，“几十个红头文件管不住一张嘴”成为治理公款吃喝最写实的描述。尽管如此，许多地方仍在探讨治理这一问题的方法和方式，这不，温州又把奢华的公务接待当成了治理重点。
尽管温州的公务接待新政被归纳为“三严四禁”，“严格”和“禁止”成为新政的关键词，但诚如温州一职能部门的领导所指出的，关键仍在于如何严格地执行。众所周知，在过去治理公款吃喝的漫长岁月里，所出台的众多红头文件中，哪一个不把“严禁”当成关键词的?只不过，执行起来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譬如，当初“四菜一汤”被“严格”执行的时候，不是一度演变成“四盆一缸”吗?现在，茅台、五粮液被禁上桌了，换成二锅头是不是就能解决已成社会痼疾的公款吃喝之风呢?我看未必。
归根结底，公务接待中的奢华之风还是由不太奢华的公务接待发展而来的，而且，目前公务接待中所存在的问题不只是奢华之风的盛行，更有假公务接待之名的自我接待和大吃大喝。这些年，像三义镇政府吃垮小饭店的新闻时有曝光，也许，在这些动辄十几万、几十万的积年吃喝中，并没有上过几次鲍鱼、鱼翅和茅台五粮液，而可能只是普通食物和二锅头，但这种公款吃喝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远不是吃垮了几家小饭店，更有民众对官员腐败和政府形象的直观感受。
温州公务接待新政中的亮点之一，就是公务接待卡的使用，改革方希望借此能够掌控各单位公务接待的情况，因为，公务接待卡的终端在财政局，“刷了多少次卡，每次刷了多少钱，财政局电脑都将显示。”可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倘若有单位不去公务接待定点饭店，不刷公务接待卡，而是采取“传统”的赊账方式——譬如就像三义镇政府那样，改革方又将如何应对?该如何去查证这种现象?
事实上，公款吃喝问题之所以难于治理，不是财政局未能掌控的问题，而是因为有些单位并不见得将公务接待消费反映在财务账面上，而往往以别的形式处理——各单位的“小金库”就是处理公款吃喝经费的“撒手锏”。因此，单是“严格执行公务卡消费制度”，单是严禁公务接待中喝茅台，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治理公款吃喝问题的。一旦执行无力，公务接待卡沦为了废卡，一切必将故态复萌，一如当初的“四菜一汤”、“四盆一缸”和满汉全席的轮回。
公务接待原本就是一个假命题，不妨想像一下，在没有公务接待制度国家，别说喝茅台，就是喝二锅头也无从报销，只能自己彼此间“AA”了，要那张煞有介事的公务接待卡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