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振强

继前一段时间媒体集中曝光毒牛奶、地沟油、瘦肉精等一系列令人闻之色变的食品安全事件之后，近日，有媒体曝光一些地方制售病死猪肉制品，涉案猪肉数量之多令人惊叹。仅福建警方去年7月以来侦破的病死猪案件，即查获病死猪肉1300余吨、制成品480余吨。此前到底有多少病死猪成了人们的盘中餐，没人能说得清楚。想一想吧，我们日常食用的熟食、香肠、火腿、罐头以及肉松等食品，都是用一些不知道会引起何种可怕后果、甚至可能置你于死地的病死猪肉制成，你看到这些猪肉制品，焉能不惊恐？

若稍加回溯，即不难发现，至少在十几年前甚至二十年前，病死猪被拿来制售食品，即已时常见诸报端。制售病死猪肉制品，显然已经年有时。真不知道这么多年的时间里，相关监管部门面对这个困扰社会及公众多年、在自己职责范围内却从未予以解决的老大难问题，是如何做到镇静自若、处变不惊的！

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前述报道引述某教授的话认为，病死猪肉问题长期存在，“主要是因为执法操作上存在困境。”这位教授言，我国刑法中，适用病死猪肉犯罪的条款有不少，可“黑作坊”、“黑工厂”大多无账可查，伪劣产品案值低；及时取证困难，“这要相应的技术设备才能鉴定”，而“目前，一些地方设备不足、经费缺口很大，没有实力解决检测鉴定的问题”。另有相关人士“呼吁”，“治理病死猪肉问题，需要出台规范性文件或司法解释等，使得法律更具操作性”。

这样的解释，这样的“自圆其说”，是不是有些捉襟见肘、漏洞百出呢？是不是显得有些荒唐可笑呢？

据报道，病死猪从“偷渡”出养殖场，到突破层层监管流入市场，已形成收、运、制、贩“一条龙”的犯罪网络。这些病死猪肉“逃”过的关卡有：生产环节，对病死猪未按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卖到私宰点；加工环节，病死猪肉未经检验检疫，被制作成肉制品；销售环节，再次“逃”过了检疫、工商、质检、卫生、市场管理等关卡，销往各地食品市场。

试问，这层层关口、各个环节的形同虚设、无一不失守，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但凡有一个关口、一个环节能够负起起码的责任，病死猪何以能流入市场？

我们不否认，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人员、设备、经费等方面，可能确实不尽如人意；法律法规等亦急需健全、完善。但是，这根本不是病死猪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理由，更不能作为工作不力甚至失职渎职的搪塞借口。依目前的监管态势，即便是上述所言问题解决了、全无纰漏了，谁敢打保票保证制售病死猪肉制品绝迹？

再好的法律法规，也是需要人来执行的。制售病死猪肉制品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不在于处罚无据、无法可依，而在于有法不依、有法难依；不在于法律法规不具可“操作性”，而在于对于法律法规的漠视、无视以及选择性使用。

一俟出现问题，不是从本源上梳理，不是从自身工作找原因，而是说东道西、推三阻四，兜来兜去就兜到人员、设备、经费上，绕来绕去就绕到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完善上。皮球踢来踢去，问题拉锯扯锯，空手道加柔道，一推一挡、一摇一晃，转眼就是下一任、又一个五年、十年。问题、矛盾叠床架屋，终至逐个打成死结。这样的情形，当今在一些地方以及一些领域，很是普遍，也很能迷惑一些人。实则，这完全是以言语游戏对自己的工作不力进行开脱，在为依旧拖拖拉拉、我行我素寻求缓冲，在借机为部门利益最大化讨价还价。如此工作态度、积习、作风，什么工作能够做好？

需要指出的是，处罚并不是唯一的手段。我处罚你了，我的工作就算是做了，就做到位了，至于效果如何，全然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这实则是一种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工作态度，是一种敷衍了事的作风。在一些地方，一些犯罪分子服完刑重操旧业、一些不法分子“不怕轻刑、不怕轻罚”，即很能说明问题。

若进一步追问，这些违法犯罪分子不惜铤而走险、“贼大胆”，恐不乏有监管“内线”合作、“内线”睁只眼闭只眼的因素。一些地方、一些监管者监守自盗、猫鼠一家，以监管的名义自肥自利，使手头的工作、管理、监管本身成为渔利的工具和手段，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病死猪流入市场的“一条龙”、各个环节的“合作”默契、心照不宣，各自在挣着昧心钱、违法钱，即为明证。这也是一些问题成为顽症久治难愈的最主要原因。

不客气地说，若言需要健全、完善法律法规的话，首当健全、完善对于管理、监管人员工作不力、失职渎职乃至滥用职权、贪污腐败的法律惩处条款。

我们多么希望相关监管部门及人员能够管理有效、监管到位，多么希望他们能够全力以赴、一丝不苟、尽职尽责地工作，多么希望他们能够眼里不揉沙子、身后不留“尾巴”。

让民众喝上一杯纯粹的牛奶、食用干净的食用油、吃上不含瘦肉精的猪肉以及不是病死猪的肉制品，这难道是件很难的事吗？这难道还需要讲什么条件吗？这难道已然已成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