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消费者权益日当天，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公布了170多个国家2004年的吸烟致死率。报告显示，2004年中国吸烟导致的死亡占所有因疾病导致死亡的12%。

　　“烟草烟雾中有7000多种化学物质和化合物，至少69种可导致癌症。其中重金属燃烧时所产生的危害是致命的，会导致多种严重疾病。”中华预防医学会伤害预防与控制分委会副主委，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宜群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评述道，“可直到现在，对于烟草重金属的含量检测以及信息公布方面，我国的工作做得很不到位。只是之前的那场风波，烟草中的重金属含量才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时间回溯至2010年10月，第九届亚太烟草或健康会议发布的一项中国与加拿大烟草的对比研究表明：中国产的13个品牌卷烟检测出重金属“超标”，与加拿大香烟相比超出数倍之多。其中，由湖南中烟生产的全国卷烟单品牌产销量第一的“白沙”和红塔集团生产的“红塔山”亦赫然在列，排名靠前，引来各方的口诛笔伐。

　　此报告一经问世，即引起了各方关注，“阴谋论”也随之泛滥。而将近两年时间过去了，此事却一直未有下文。至今，仍未有权威结果表明，烟草中的重金属到底来自何方，产于哪个环节？

　　时代周报记者亲往多地采访，多方调查，试图解开“烟草重金属含量超标”之谜。

　　两年前的纷争

　　两年前的10月7日，在澳大利亚举行的第九届亚太烟草或健康会议发布了一项中国与加拿大烟草的对比研究报告：《中国销售的香烟：设计、烟度排放与重金属问题》。

　　报告由多国科学家共同协作完成。之所以选用加拿大香烟与中国香烟对比，是因为加拿大法律规定烟草生产商和进口商必须检测烟草中的重金属含量。在英文版原文报告中，记者看到，13个重金属超标的国产香烟品牌分别为：白沙、大前门、都宝、红双喜、黄金叶、Happiness(吉庆)、红河、红金龙、红梅、红旗渠、红塔山、石林和壹枝笔。

　　报告显示：研究人员在2005年至2006年间在中国购买的13个香烟品牌的二次抽样中观察到，在各种重金属含量上中国香烟显著地高于加拿大同期生产的香烟，每克香烟中平均包含0.82μg砷、3.21μg镉、2.65μg铅和0.51μg铬。而加拿大国内生产的230余种香烟此四项重金属含量分别为0.19μg、1.23μg、0.33μg和0.46μg。除了铬之外，其他三种重金属都大大高于加拿大香烟。

　　报告引起一片哗然，这13个香烟品牌顿时成为众矢之的，尤其是作为年产销已是全国第一的“白沙”更是遭到各方质疑。外界甚至将此事比喻为“烟草业的三聚氰胺”事件。

　　一个月内，事情持续发酵升级。国家烟草专卖局的态度是“尽快核查报告的真实性”，而核查之责将交由烟草专卖局下属的科技司负责。国家烟草专卖局科技司副司长王献生公开指出，目前证实被列入超标名单的13个品牌中已经有吉庆等3个品牌于两年前退市。“目前关于香烟重金属含量的标准，不仅中国没有，国外也没有，加拿大人的报告并不科学。”

　　随后又有人站出来质疑报告结果的可靠性：检测数据由哪个检测机构提供？检测依据什么标准？对检测机构只检测流通环节的香烟，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人士提出了强烈质疑，为何没有按照国际烟草通用标准，从厂家对原材料加工，就开始源头检测。

　　不久，此事又演变成了一场更为声势浩大的舆论风波。有多位烟草业人士对外公开表示：“这次重金属含量风波是刻意针对中国烟草业的一次阴谋，意图便是借控烟的名义和力量摧毁国家烟草财政体系，进而为攫取国家财富的一些组织机构提供了可乘之机。”甚至有人指责：“国内很多人也被外国烟草集团利用，是挟洋人及美元以自重的机构和人恶意炒作，制造事端的行为。”

　　作为《中国销售的香烟：设计、烟度排放与重金属问题》一文的第二作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李强博士从始至终参与了整个研究过程，包括数据分析以及最后的报告撰写工作。

　　即使两年过后，李强在向时代周报记者谈及此事时仍有些顾虑：“当时，很多左派学者对我发起攻击，质疑研究目的。我只想做好自己的研究，不想进行更多的理会。”他回忆说，这项研究始于2005年。2006年开始在北京、上海、广州、郑州、沈阳、银川、长沙等7个城市购买了78种不同品牌香烟。这78种卷烟，是2005至2007年期间这7个城市销量最好的香烟。

　　“中国香烟重金属含量的研究，是在全球20个国家同时开展的香烟研究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在德国、爱尔兰、巴西和韩国等20个国家同时进行类似的研究。烟草重金属含量的相关研究，我国科学家在上世纪90年代就曾经有过。他们当时得出的结果与我们的结果基本类似。”作为报告第二作者的李强也同时也向记者分析说，目前在全世界范围之内，确实并不存在烟草重金属含量标准的规定。“关于中国烟草重金属含量的研究，我们仍然会进行下去。”

　　对于外界对李强的攻击，吴宜群则直指他们是“阴谋论”的制造者，有着自身的利益诉求：“对待科学问题不能靠戴‘政治帽子’来解决。这样的恐吓不能解决科学争端。”（本报记者 彭岩锋 实习记者 谢非墨 发自长沙、郴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