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药品安全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但数据显示，农村是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的重灾区，《人民日报》也披露出愈来愈多“问题食品药品”专供农村的现象，这绝非偶然。

    国际经验表明，当恩格尔系数在50%以上，人们主要关注食品药品的数量是否足够；在40%至50%之间，人们逐步注重质量安全；当系数降至40%以下，人们对食品药品的营养、安全卫生水平要求更迫切。当前发达地区农村恩格尔系数已降至30%左右，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依旧维持在50%以上。这意味着农村消费者整体支付能力低。

    于是乎，不论是当年的“毒奶粉”还是眼下的“地沟油”，农村都首当其冲，成为重灾区。这些“问题食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价格低廉。药品领域也同样：大城市的三甲医院充斥着价格高昂的进口药和原研药，二三线城市的市场被品牌仿制药占据，一些价格低廉、质量不佳的药品则被挤到农村市场。东部某省一位村民曾对记者说，“我们买东西才不看品牌和保质期，只要能买得起、吃着香就行。”这是对当前农村消费结构的最好注解。

    此外，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地区成为公共服务的“洼地”。我国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资源配置完全呈“倒金字塔”结构。大量的人力和设备集中在省市级，而在监管任务最为繁重的基层和农村，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数量众多、分布散乱(尤其是在城乡接合部和边远山区)，但食品药品安全基础设施却最为薄弱。许多县市快速检测车和仪器奇缺。一线执法人员大多通过查看产品包装，核对质量保质期，查验进货发票等方法进行监管，这种“一看、二摸、三闻”的土办法根本无法判断食品是否存在添加剂滥用、重金属超标及细菌含量超标等问题。

    农村食品药品安全形势严峻，任务紧迫。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如果不能保障农民的食品药品安全，我们如何期待他们种植或养殖出安全可靠的初级农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