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就得呼吸，就得吃饭。

　　无论你是权贵还是平民。

　　托改革开放的福，基本生存条件已经人人达标。于是呼吸和吃饭的质量成为公众生活品质的基础指标。

　　温饱和小康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更重视活着，后者则聚焦安全健康。

　　从最近两个指标的争论可以看出，我们的生产方、管理方展示出的觉悟和能力与公众诉求还有差距。

　　12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说，79岁的西部乳业协会执行副会长魏荣禄披露：他不知道什么原因让协商一致的生鲜乳食品安全国标中的关键指标，在最后发布时发生颠覆性改变。

　　新的乳品安全国家标准确切的发布日期为2010年3月26日，发布单位为卫生部。魏荣禄所说的关键指标一是生鲜乳菌落数——农业部门1986年制定的《生鲜乳收购标准》将每毫升生乳中所含菌落总数分为50万、100万、200万、400万四个等级。新国标取消分级，将菌落数标准调整为200万个/毫升。另一个指标蛋白质含量，新国标将每百克生鲜乳中含有的蛋白质从2.95克调整为2.8克。两项指标下降显而易见。

　　由于这些指标专业性较强，且有一定技术含量，公众本来茫然不觉，但一经发布便引起业界巨大争议，先后有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批评，后疑似迫于某种压力收声，此次魏荣禄旧事重提，再度引起舆论广泛热议。

　　卫生部相关负责人解释说，这个倒退的国标是各方利益博弈并相互妥协的产物，尽管云集了乳业9巨头，但仍以参与人士众多为名否认被绑架。而蛋白质标准下降则纯属农业部干的。

　　这是一场被屁股决定的争论。各方从自身利益出发所陈述的理由都显得言辞恳切，相当在理。

　　如此国标，受益者显而易见：首先是各生产企业，可以放心生产营养不足但细菌尸体云集的产品了；卫生部等监管部门则可因此监管压力下降且能保证地方GDP的有效增长，这都叫“政绩”；力挺的专家因获得企业大佬好感可能获得不少讲学、考察的创收机会。当然“最感天动地”的理由是：由于中国奶源主体为分散养殖的农户，生产模式落后，国标的降低为他们创造了生存的可能，一旦实现养殖集约化、现代化，成本可能上扬，百姓又会有意见。

　因此，只能委屈广大乳品消费者了。类似的情形在其它食品国标的制定中已多次上演。

　　制定标准者所言并非全无道理，但作为涉及广大公民切身利益的国标的制定，居然在整个过程完全屏蔽消费者的声音也令人惊诧——而他们才是整个食品市场的主人。整个制定过程完全在行政主导下的封闭体系下操作，公众只能事后靠几个良知未泯的专家的揭发才恍然觉悟，公信力自然大打折扣。

　　类似的情形来自于同样与公众健康息息相关的空气。同样是在一些专家锲而不舍的抨击下，加上灰蒙蒙的天气下气象部门避重就轻的预报，让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注意到PM2.5这个专业术语。

　　所谓PM2.5，是指空气中悬浮的颗粒物，其直径小于2.5微米。主要来自都市日益增长的机动车排放。今年3月，上海市环保局的一调查结果显示，该市2009 年霾污染因子PM2.5引起的居民健康危害共造成经济损失达24.61亿元，人均损失377元，占该市2009年GDP的0.17%。

　　神奇的是，北京、上海、广州都有了检测PM2.5的技术，但发布时却排除在外。好处显而易见：治理污染成就大大，为推动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崭新成果。在社会各界持续推动下，11月16日，环境保护部对外公布《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次征求意见稿）和《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日报技术规定》（三次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获得压倒性支持。

　　尽管有关部门以种种理由，将检测发布PM2.5标准延迟到2016年，但其广纳民意、从行政化向制度化、法治化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

　　在构建现代服务型政府、社会管理创新已是大势所趋的背景下，制定任何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当以保障社会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为先，努力实现过程的公开化、透明化，方能获得社会广泛认同，经得起时间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