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谢勇

　　食品安全已成中国社会切肤之痛。苏丹红、瘦肉精、牛肉膏、地沟油、塑化剂、三聚氰胺、工业用冰醋酸等奇怪名词已经深深嵌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并制造出末世般奇观。

　　“早上喝一杯三聚氰胺毒牛奶，吃两个硫磺熏毒馒头，夹根河南产瘦肉精猪肉火腿，切个苏丹红咸鸭蛋，来两口膨化粉做的面包，中午买条避孕药鱼，尿素豆芽，膨大西红柿，石膏豆腐，毒生姜，麻辣烫加止泻药，再买点牛肉膏牛肉炖点膨大西红柿，回到豆腐渣工程房，开瓶甲醇勾兑酒，吃个增白剂加硫磺馒头。饭后抽根高汞烟，晚上钻进黑心棉被窝。白天黑夜，渴了喝杯塑化剂饮料，饿了吃点塑化剂奶粉钙片，中国人的生活太幸福了”。……

　　这类关于中国食品安全的段子非常多，但却不是中国人所共有的生活写照。因为，在中国，有“自供运动”。在一个无产阶级当政的国家里，“自供运动”却是分档次的。高端的“自供运动”里，人们可以包下大片农田、山地，在“自留地”里实现西方先进国家的食品生产模式，确保吃到嘴里的每一块肉每一粒粮食都经得起检测。此种模式下，那些据说由于成本高昂而不适合中国国情的IP模式啦、“通用良好生产规范”（GMP）啦，“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体系”（HACCP）啦，通通都成功引入并一一实现。对于生活在这种供应模式下的人们来说，什么毒物，都是浮云；什么成本，都不在话下。

　　人所共知，当年的苏联，就曾搞了很长一段时间这种“自供”。当然，在特权阶级终于想到要对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有所表示、准备通过改革，将“自供”的优越性略略向工人阶级有所扩大的时候，这种昂贵的供应方式旋即带来的沉重财政负担，成了压垮苏联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历史的教训如此鲜活而深刻，我有理由去断定，再也不会有任何一个正享受着这种“自供体系”的政权，会重蹈苏联的旧辙，去尝试搞什么特供扩大体系。

　　民间的“自供运动”则是“用钱投票”：或呼朋唤友，共同出资，在一尚算放心的地方包下一块小小土地，请人耕种；或在高端超市中花数倍于菜市场的价格买供港蔬菜有机食品进口油盐醋……

　　高端低端，都是一个目的：虽然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但要尽自己所能，不吃“中国制造”。

　　只是，在食品工业化时代，以农业社会的方式去应对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问题，注定了这场在中国方兴未艾的“自供运动”只能成为少数人的梦想，安全的食品只能是少数中国人的专属奢侈品。“自供”的存在，恰恰成为中国现状以及中国模式的写照，不仅抹不掉、反而更是增加了民间段子里描述的那种“幸福”生活的荒诞感。

　　在如今食品安全系数排名靠前的美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吃着早餐、看着《屠场》里美国肉制品生产黑幕的描写时，恶心得把手里的香肠扔出窗外的故事；1906年之前美国也面临着与今天中国类似的食品安全问题。不过，美国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并不仅仅依靠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和颁布《肉质食品检查法》、《纯净食品与药物法》这样的法律条文。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空前繁荣，但是两级分化严重，腐败等罪恶横行，社会各个阶层，无论是农民还是工人或者中产阶级均对现状不满并发出声音，而新闻界更是报道了大量的腐败丑闻和美国下层社会的惨状。在民意的压力下，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为代表的政治精英们，通过一系列的改革，重拳出击打击垄断集团，保障劳工利益，保护环境、保障食品安全，最终使美国得以重新焕发活力，真正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可以说，今天美国人引以为傲的食品安全体系，是改革的结果，是社会进步运动的一个成果。

　　21世纪的现代社会里，前仆后继的食物中毒事件，换来的却是专家们“六成食品添加剂无检验标准”的哀叹；反复多次的运动式安全治理，换来的却是三聚氰胺等食品安全事故越来越恐怖。神农尚能以一人之力，尝遍百草而写出利国利民的《本草经》，现代化的社会，我们现有的管理方式却见不到有丝毫的触动和深思。

　　无论是特供压垮苏联，还是食品安全问题推动美国社会进步，都给今天的中国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