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4月9日，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党组书记郑建民已经“失踪”半月有余，距离商丘市烟草局局长张明显死亡消息公布，也过去了十天。

　　郑建民去哪了？日前有媒体报道，郑建民已被纪检部门调查。

　　不过，该局办公室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郑建民确已多日未到单位上班，但该局内部尚未收到郑建民被“双规”的消息。该人士还透露，国家烟草专卖局已于3月中旬向河南省烟草专卖局派出由监察局一位负责人担任组长的工作组，进驻位于郑州市政七街的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大楼。

　　市局局长自杀

　　3月30日，商丘市烟草局局长张明显死亡的消息得到当地警方的证实。这则发生于清明节前夕的新闻，让整个河南省烟草系统为之震惊。

　　此时的河南省烟草专卖局，也正陷入人员变动的不平静之中。该局办公楼大厅张贴的一张公告，透露出河南省烟草专卖局的不寻常气氛。这则于4月5日发布、盖有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公章的《通知》显示，原本应该于4月7日、8日正常休息的日常假期，被告知“根据工作需要，省局（公司）领导不休假”。

　　于1957年生于河南省襄城县的张明显，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从河南农业大学毕业后，便进入烟草系统，先后任职平顶山汝州烟草专卖局、平顶山市烟草专卖局。

　　2001年年底，时任平顶山市烟草专卖局副局长的张明显调任商丘市烟草专卖局局长，至出事时，张明显在商丘烟草专卖局已工作了近11年。2011年9月前后，经过省委组织部考察，他被任命为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副巡视员，官至副厅级。

　　而他的直接上级领导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党组书记郑建民，则发迹于1985年。当年，郑建民被任命为河南省新郑卷烟厂厂长，原本在河南省烟草系统并不突出的新郑卷烟厂，开始成为郑建民施展拳脚的舞台。

　　1992年之前的整个河南省卷烟工业，面临着全面亏损局面。但该年年底，郑建民却带领新郑卷烟厂交上了一份年盈利3024万元的答卷，并在1993年再次实现利润6854万元。

　　为此，时任河南省烟草专卖局、烟草公司领导专门派人到新郑卷烟厂，为郑建民等人举行表彰大会。

　　2000年，郑建民调任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副局长，2003年底开始，开始了长达9年的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生涯。郑建民原计划于今年3月退休。

　　省局前局长出逃悬案

　　张明显的死亡与郑建民的“失踪”，再次将河南省烟草系统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内部存在多年的乱象也逐渐暴露。

　　10年前，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就曾因局长“出逃”令当时舆论一片哗然。据2002年6月13日《南方周末》报道，当年4月6日，正在国家烟草专卖局党校参加厅级干部培训学习的蒋基芳，突然中断学习并返回郑州，之后又从上海离境，飞赴美国，抵达美国后，蒋基芳分别向国家烟草局和省烟草局发回辞职报告，文中有“对不起烟草系统，对不起党”等言辞。

　　4天后的4月10日，国家烟草专卖局人事司的官员向河南省烟草专卖局中层以上干部宣布：蒋基芳已经“不顾党纪国法，擅自出走”。

　　而早在东窗事发之前，蒋基芳就已瞒天过海，安排其子女和妻子定居美国。

　　蒋基芳的出逃，给河南省烟草系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也令此案至今仍是悬案。

　　垄断或滋生腐败

　　对于造成张明显与蒋基芳人生悲剧的原因，《?望东方周刊》等媒体援引国内一位对垄断行业多有研究的人士称可能是由于烟草行业的少数人靠山吃山，靠着国家给予的垄断地位，吃垄断资源带来的丰厚利润，形成了腐败。

　　国家烟草专卖局官方网站显示，虽然河南省烟草专卖局迄今仅有29年历史，但却已经累计实现利税576亿元，位列河南经济的支柱产业。

　　今年4月1日，由河南省国税局与河南省地税局联合召开的发布会上，河南中烟工业公司因2011年缴纳国税170.5亿元，再次稳居河南国税榜首。

　　与河南省烟草系统的耀眼利税相对应的，则是整个系统内职工们惹人眼红的福利待遇。

　　2005年10月29日出版的《东方今报》援引河南省地税局提供的一份数据称，当年度，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其中一个月的平均工资高达14670元，同期，整个郑州市的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5024元。

　　弱势的利益链两端

　　与烟草行业巨大利润、丰厚待遇形成反差的，却是位居烟草利益链两端的无奈。

　　根据《烟草专卖法》，烟叶必须由当地烟草公司专营专管。政企合一的烟草公司一方面承担了政府监管的角色，同时又是唯一的中间商，这就往往难以避免地要谋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在上游，烟农对烟叶价格根本没有话语权。河南省许昌市曾经是全国闻名的烟叶种植区。许昌市王洛乡的村民对媒体称，原本按照规定，烟叶可以根据质量好坏，分为中一、二、三、四等四个等级，其中中一、二为较好等级，但他种烟多年，却只能将丰收的烟叶以中三的较低价格销售给当地烟站，处于绝对弱势。

　　而在下游，卷烟销售的“游戏规则”基本上由政企合一的烟草公司(专卖局)制订和主导，零售户则没有任何发言权。多位从事烟草零售的店主向记者反映，他们订货时经常遭遇强制性搭配。

　　郑州市城东路的一家烟酒店负责人向记者举例，由于“中华”等品牌香烟较为畅销，当地烟草系统为其配送烟叶时，要求倘若要进货“中华”烟，则必须按照1∶4的比例，同时进货4倍的销量相对一般的“金渠”（金装红旗渠，当地的一个香烟品牌），否则就进不到货。（马纪朝 竺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