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所使用的饲料大多数都含有转基因成分。用转基因作物或者其加工副产品制作的转基因饲料是否会对动物乃至人类产生不良影响，科学家仍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
 
支持方认为，在饲料中使用转基因作物，是基于我国高蛋白食品需求与粮食供应之间的矛盾。反对方认为，发展生态农业和提高农民积极性，才是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根本办法，是解决转基因饲料安全问题的终极手段。
 
■本报实习生 邱锐
 
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关注程度的提高，“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已经成为近年来科学界乃至民间广泛争论的热点问题。然而，今年3月2日，农业部首次在官网上发布“进口用作加工原料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审批情况”（以下简称“审批情况”）， 又一次将这场“转基因安全性”之争推向了风口浪尖。
 
据了解，农业部此次公布了自2004年以来中国进口的各类转基因农产品，种类涉及大豆、玉米、棉花以及油菜等多类农作物。其中，到目前为止共有79批产品获得安全证书，有37批产品的证书在有效期内。同时，“审批情况”显示，我国目前所进口的转基因农作物的用途皆为“加工原料”。
 
据业内专家解释，“加工原料”是指这些进口转基因作物将被用于油料加工、动物饲料、食品制造等领域，而其中以作为动物饲料的比例最大。
 
那么，用转基因作物或者其加工副产品制作的转基因饲料是否会对其所喂养的动物，乃至最终的消费者——人类产生不良影响呢？
 
记者在采访中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
 
风险有待长期观察
 
“目前我国畜禽所使用的配合饲料大多数都含有转基因成分。”国家饲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谯仕彦表示。
 
他解释说，跟人的食物构成一样，蛋白质也是畜禽的必需养分。大豆经过浸提或压榨后的副产物，即行业内所说的豆粕和豆饼，是畜禽饲料的主要蛋白质来源，几乎所有的猪鸡配合饲料都要用到豆粕或豆饼。
 
然而，目前我国国产大豆是非转基因大豆，国产大豆却只占我国大豆总消费量的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都是从美国、阿根廷等国家进口的，美国大豆都是转基因大豆。
 
海关总署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累计进口大豆5264万吨，2010年则高达5480万吨。而美国农业部去年12月公布的研究报告预测，2011/2012市场年度，中国大豆进口量将达到5650万吨。
 
“只要是从国外进口的大豆，都为转基因大豆。所以，我们在饲料生产过程中，无可避免地会掺有转基因的成分。”谯仕彦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而对于含有转基因成分饲料的安全性问题，记者所采访的许多专家皆表示，目前短期实验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转基因饲料会产生明显副作用，这还需要进行长期全面的观察与实验。
 
“我们所进行的短期研究表明，转基因饲料没有副作用，至于是否有长期风险，我还不能下结论。”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营养学分会理事谭支良研究员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早在2006年，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梅曾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和青岛市科技发展计划的支持下，组织了一个名为“转基因作物监测及安全性评价方法的研究”的项目。在该项目中，刘梅团队利用进口转基因和国产非转基因豆粕制作饲料，喂养吉富罗非鱼，然后，分别于饲喂4周、7周以后称量体重，取其血液，检测其血液常规生理生化指标，用以评价转基因豆粕对罗非鱼生长和生理的影响。
 
刘梅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通过研究发现，食用含有转基因大豆饲料的罗非鱼在一些生化指标方面，如白细胞数量、血小板体积与分布等方面发生了异常，同时，在罗非鱼的组织中，也发现了一些原先并非属于罗非鱼的基因片段，结果可以说明，转基因大豆对罗非鱼的一些生理过程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但是并未对其生长造成可见的影响，而且这种异常是否表明对罗非鱼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同时，刘梅特别强调，因为这个结论还只是初步结果，实验需要进一步完善，不能以此得出转基因饲料有害的结论。
 
谯仕彦则介绍，他所在的研究中心曾经做过两项测试抗除草剂草甘膦的转基因豆粕对猪饲喂安全性试验。其中一个试验为，用含抗草甘膦转基因豆粕的饲料喂养7到8公斤左右的断奶仔猪，一直持续到猪的体重增加到20公斤左右，观察记录这个时间段内猪的各项生理生化指标变化；另一个是对20公斤至50公斤的猪进行消化试验，检测是否对猪的消化功能有影响。
 
“从我们的试验结果来看，没有发现转基因大豆对猪产生不良影响。”谯仕彦说。
 
但是，谯仕彦同时承认，目前的试验还不完善，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试验研究。比如转基因豆粕长期饲喂母猪后对后代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难度大，花钱多”。
 
而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张军民则认为，只要是符合相关要求与研究流程的转基因作物以及饲料，其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
 
他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解释说，研究人员在决定将一段基因转移到另一物种时，会对这一基因的作用与安全进行严格而仔细的评估，并根据有关转基因法规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各种风险评估，这一过程往往长达七八年。“因此，只要是严格遵照程序，转基因产品作为饲料的安全性是可控的，而且是可信赖的。”他说。
 
不同的声音
 
然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则坚决反对上述几位专家的观点。他认为，转基因饲料有相当大的风险性，已经有大量实验证明转基因饲料会对动物产生不良影响，而且这种不良影响又极有可能会通过食物链最终传递到人类自身。
 
他首先从理论上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解释说，传统生物学认为，自然界中的基因交流都是纵向发生的，也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而跨物种、跨界之间的基因交流，即“横向转基因”，在自然界中发生的概率非常小。
 
基于此，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研究者们普遍认为，通过“横向转基因”进入人类及其他哺乳动物的消化道的转基因成分是不存在的。这一理解在当初对于转基因食物的“安全性”评估起了根本性的作用。
 
而现在，科技发展出了更为精密的检测技术，发现有部分DNA并没有被消化系统摧毁。英国学者在食用转基因食物的志愿者的排泄物中已经发现了被转入的DNA片段。
 
正常的基因可分为内含子和外显子两部分。其中，外显子负责编译蛋白质，而内含子目前的深入作用还在研究中，但是能够确认的一点是，它不参与蛋白质的编译。
 
正常的植物基因含有内含子，因此其基因长度较长，动物食用该植物后，就不容易转移到动物肠道细菌中。即便偶然进入了肠道细菌中，细菌也没有功能除去它的内含子段，因而这个偶然进入的基因也不会被表达。
 
而转基因作物在插入基因的编码段却没有内含子，这使得转入的基因更容易在细菌中被表达。
 
“这就意味着，人为转到植物中的基因，会被转染到动物肠道细菌中，也可能被表达。如果这种基因是产生某种具有毒性的抗虫蛋白，那么，一旦被其转染的肠内细菌所表达，则该动物肠道细菌岂不成了制造毒性蛋白的‘车间’？”
 
“动物都有毒了，你说能不影响吃动物的人吗？”
 
蒋高明表示，上述危害只是转基因饲料危害的一种表现形式，对其他方面以及更深层次的影响还在进一步研究之中。
 
他还向记者透露，中国科学院某课题组也曾做过转基因饲料安全性的实验，初步的实验结果也与上述专家的看法大不相同。据介绍，该课题组选取出42只基本等重的实验鸡，分3组（喂食疑似转基因玉米、普通玉米、有机玉米）自由散养于同等环境条件的露天养鸡场内。每组14只，其中母鸡13只、公鸡1只。
 
实验历时263天后发现，喂食疑似转基因玉米的鸡群共产蛋121个，喂食常规玉米的鸡 产蛋349个，喂食有机玉米的鸡产蛋449个。喂食疑似转基因玉米每只鸡的产蛋量，分别为喂养常规玉米和有机玉米的34%和27%，产蛋数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仅为常规玉米或有机玉米的三分之一左右。“实验结果说明，转基因饲料对动物的生殖系统会产生不良影响。”
 
该课题组成员则向记者解释，之所以选择“疑似转基因玉米”，是因为他们无法通过公开渠道从转基因作物公司获得需要的产品。“一听说我们是做转基因安全性的实验，许多公司都拒绝卖给我们样品，我们只好在出现动物异常的地区自行购买。这导致的结果是，如果实验结果最终证明该转基因作物不适合作为饲料，这些公司肯定不会承认这些产品是他们生产的。”该课题组成员称。
 
粮食问题是根本
 
那么，应当如何看待与面对目前对于转基因饲料安全性的争议呢？
 
一些专家认为，在饲料中使用转基因作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无奈之举。因为我国面临着民众对如肉类、蛋类等高蛋白食品需求不断增加，与紧张的粮食供应状况之间的矛盾。
 
谯仕彦介绍，以前农户养猪，基本上是每家每户散养，一家一年才能有一头猪出栏，其喂猪的饲料除了粮食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植物以及餐厨剩余物。
 
然而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目前这种养殖方式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规模化养殖。这种养殖方式讲求经济效益，对猪的生长速度要求高，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得依赖配合饲料。
 
谯仕彦曾经计算过，如果我国的猪全部采用配合饲料，那么每年将消耗粮食生产总量的40%左右。
 
“这么大的需求，在粮食单产没有革命性突破的情况下，饲料中很难不使用转基因作物的加工副产物。” 谯仕彦说。
 
由此可见，粮食供需的矛盾问题才是导致转基因饲料安全之争的关键问题。
 
为此，一些专家建议，国家还是应当加大对转基因作物与饲料安全性研究的支持力度。
 
然而，在蒋高明看来，这种通过发展转基因技术与进口转基因作物的方法来解决我国的粮食问题不但不能治本，还将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办法。
 
他解释说，一方面，除了对食品安全造成潜在影响外，转基因作物还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他举例，江苏盐城大丰市从2001年开始种植转基因抗虫棉，近年来优势逐年下降。不但转基因棉质量越来越差，而且棉铃虫被基本控制后，盲蝽蟓、烟粉虱等刺吸式次生害虫集中大暴发，使得总用药量不减反增。
 
另一方面，大面积推广转基因作物，尤其是那些跨国公司控制的转基因作物，将会对中国粮食生产主权乃至粮食安全产生重大影响。以转基因大豆为例，现在国际上有低价向我国倾销转基因大豆的趋势，目的就是为了逼迫我国农民无法种植本土大豆。“一旦我国真的无人种植大豆，那这些公司的大豆价格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低，到时候肯定会‘坐地起价’，我们的粮食主权也落在了他们手上。”
 
蒋高明认为，发展生态农业和提高农民积极性才是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根本办法，是解决转基因饲料安全问题终极手段。“最近，欧盟和美国合作进行一个价值500亿美元的项目——发展天然有机食品的贸易。可见，回归生态农业、有机农业才是真正的趋势。”
 
为此，自2007年起，蒋高明带领研究团队，在山东租用40亩耕地，开展生态农业试验示范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全面停止农药、除草剂、化肥、农膜、添加剂，不使用转基因技术，验证生态学在维持农业产量、提高经济效益中的作用。
 
据蒋高明介绍，到2010年，由于采取严格的农田生态保护措施，辅之以先进的生态技术，该地由低产田变成了高产田，生物多样性也大大提高；地里的作物不但很少受到害虫侵害，而且产量也已超过常规产量。
 
“生态田中种植的作物无论作为食用粮食，还是喂养饲料，根本就不会产生那么多的安全争议。”他说。
 
70%
 
国内目前1.5亿吨的饲料，约需3750万吨蛋白质原料，其中70%依赖进口，每年需要进口3500万吨大豆。
 
56%
 
1996年~2009年，全球转基因作物带来约65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其中44%是减少生产成本的收益，56%是产量提高的收益。
 
6个
 
2011年，6个欧洲国家批准种植转基因抗虫玉米，20多个转基因玉米品种获准进口用于加工饲料。
 
1.6亿
 
2011年全球29个国家、1670万农民种植了1.6亿公顷转基因作物，面积比2010年增加了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