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于全球性粮食减产，粮食问题引起了广泛的重视。为此，新华网连续发表文章讨论粮食问题。其中 《粮价四问》和《粮食形势四问》两篇文章，一共提了八个得到高度关注的粮价和粮食生产供应的问题。新华网采用权威机构和专家的意见认为，尽管全球一体化的情况下，中国和世界经济虽然已难以分割，但中国完全有能力解决粮食的生产和供应。同时国家发改委官员还表示，国家有能力保持粮价稳定。

    这种权威的声音固然很重要，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老百姓吃饱肚子更值得政府关心了。政府表态“手中有粮，大家别慌”固然合理，因为这是一种信息披露，是政府可以做到，也应该做到的事情。但政府要强调国家有能力保持粮价稳定，却有点似是而非。因为政府若想稳定住一个不波动的粮价，就只能搞计划性粮价，搞价格管制。就粮食而言，1949年到1979年的历史证明，那时的粮价是较为稳定的，在所谓的统购统销之中，粮价的波动几乎没有，但粮食的供应却经常发生紧缺。

    对照发展到现在的情况，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说，中国的粮食供应从来不是在价格管制式的维稳之中得到充分供应的，而是在价格逐步市场化、有了充分的交易和相应的波动，而得到全面丰富的。

    尽管现在国内价格是波动的，甚至和国际市场一起剧烈波动，这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一定的心理恐慌。但现在中国农产品和副食品的基本供应，却很少产生紧缺。即便今年粮价剧烈波动，国内也难以找到什么地方买不到粮食了——— 当然你要是出的价格不合理，非要低价购买，那是肯定买不到的。

    实际上粮食能否保障基本供应进而做到粮食安全，和粮食价格是稳定，还是波动，根本是两回事情。前者可以说是政府的粮食，后者可以说是市场的粮食。所谓安全的粮食、政府的粮食，就如同社保一样，是政府为纳税人提供的最终服务。这个服务从本质上说也来自市场，是参与市场运行的人委托给政府做的一项服务。它是市场向政府缴税来买到的政府服务，而不是政府以此干预粮价市场波动的权利和理由。

    虽然政府和市场一样，都是人类的发明，但政府却从不可能比市场伟大，政府无法满足所有消费者的粮食需求。尽管自古以来，粮食问题都可能是负责任政府的首要问题。但这里所谓的首要，不是政府要有足够的能力管好粮价，从而满足市场的需求，而是政府之所以服务纳税人，纳税人之所以养政府的理由。说到底，政府的这项职能应该是市场需求的结果，是人类面对市场波动和自然灾害的安全选择之一。

    人类无法战胜经济波动及价格波动，也无法完全回避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减产。所以聪明的市场及其广大参与者，选择了由政府出面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但政府有了这项保障安全的权力，并不意味着政府就有本事战胜经济波动，更不意味着政府有了强制消除价格波动的利器。而说到底，做粮食安全工作的政府，它不过是人类发现自己面对市场、面对自然渺小时的一种风险防控。那种把粮食安全的风险防控，想当然地看成管好粮价，是不知天高地厚的。

    至于有分析认为粮食的迅速上涨，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比如导致通货膨胀，并非毫无道理。但这样的担心，却是心病脚治。宏观经济假如因为粮价的问题产生了通货膨胀，那就不仅仅是粮价的问题了，而是货币体系有了问题导致的，尽管有可能通过粮价来表现。

    总之，粮食问题中的政府责任和职能也许是多方面的，比如粮食安全问题之中还有检疫和卫生等多种要求，但粮价的维稳却不在其中。虽然我们应当承认政府的各项事关粮食的举措，会影响到粮价的波动，但这就和粮食的生产供应商一样，它们都是市场的一员，是市场的平等主体，它们之间的博弈和交易，是市场的自然状态，是市场的资源配置而已。（陈宁远 财经观察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