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湖南专项执法检查中截获5个疑似转基因稻种，涉及武汉九环、武汉惠华三农、武汉敦煌等3家种业公司。截至4月17日，除敦煌种业澄清武汉子公司“自组建以来从来没有从事转基因的研究，也从来没有经营转基因稻种”，另两家公司均无所回应。

实话说，我并不了解转基因作物、转基因食品是否有害，只能看看各种意见的专家观点，知道争议程度很高。争议基本上是在是否“有害”这个问题上展开的。但我想，转基因食物是否有害，以及我们是否要吃转基因食物，这是两个问题。是否有害，是个科学问题，这一点并未取得意见一致。而即使无害，我们是否就要吃转基因食物，这又是个社会问题和政策问题。

一种东西对人是否有害，未必容易判断。上世纪50年代，有一种治疗女性妊娠反应的药物叫反应停，在欧美导致很多婴儿四肢停止发育，酿成重大公共事件。药物总是因为研究和试验充分证明无害或不良作用可以接受才得以上市吧，但仍然会出现这样的现世报。

有些东西造成的后果，并非都是“现世报”，长期累积下来，甚至直到成为人类的生活方式，到你离不开它时，才会被发现有问题。例如白色污染问题、化肥和剧毒农药问题、抗生素问题，等等。

转基因食物，尤其像大米这样的转基因主食，其无害性的证明固然需要理论说明、实验室证明，但是否这样就足够了，谁说得清？而且，是否会有哪一种害处根本没有进入理论和实验的考虑范围之内，恐怕也是疑问，例如抗生素被发明时，人们未曾考虑过抗药性；例如塑料薄膜被使用时，人们没考虑过降解。

转基因大米有害无害，我并无态度，因为我的科学知识不足以让我有态度。作为个人，生活中我不会选择吃转基因大米。作为公民，我认为转基因大米不能在连科学争议都未解决的情况下被允许进入餐桌。

我们权且相信科学足以成为生活的指南，但转基因食物尤其是转基因主食长期食用是否有害，现在尚无定论吧。你是转基因专家，你是生物工程专家，或者你是这专家，那专家，总归只是一个专门的视角而已，而人不是一种专门的存在，健康问题不是转基因专家的长项。

何况，我们是否要吃转基因大米，这更主要的还是一个社会政策问题。即使科学有统一的结论，各方面专家有基本的共识，转基因大米还要面对政策是否允许的问题，而政策则应建基于社会的接受。或许大众是愚氓，或许大众很保守，但社会为每个人的生活而存在，而不是为了实现科学而存在，科学只能作为实现人类幸福的工具，而不是人类的统治者。

上海世博会就要开幕，为了保证安全，食品将严格检测病原体、有毒有害物质和转基因成分。北京奥运会在食品安全上也采用了“无转基因、无公害、无农药残留”的标准。我们一方面为了成功的世博和奥运而严格鉴别食物中是否有转基因成分，一方面却准备“两三年内转基因大米上餐桌”，而且事实上一些地方的超市里已经有了转基因大米出售。为什么世博和奥运的成功必须把转基因食物排除在外，而我们的生活却必须接受转基因大米？难道外国人观念保守，不肯接受转基因食品，而我们不应该保守；或者对外国人要慎重，对自己人就没必要那么慎重？

到我们必须吃转基因大米的时候，但愿检测技术不会成为那些必须保证“成功生活”的人的特权福利，从而是否必须吃转基因大米变成这个社会的等级安排。几千年乃至有人类以来，不同级别的人吃不同的大米这样的事情还没有过呢。（刘洪波知名杂文家）华商网-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