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有媒体曝出中国游客在日本掀起了购买大米的热潮，有人花1500元买回5公斤大米。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认为，天价大米和天价烟一样，仅仅是一种精神满足。

   也许如柯炳生所言，这是一种精神满足，但是这背后折射出的老百姓对食品安全的焦虑不容忽视。

   “吃荤的怕有激素，吃素的怕有毒素，喝饮料怕有色素，喝水怕有有害元素，到底吃什么心中没有数。”这一顺口溜反映了平民百姓对舌尖上安全的担忧。

   李克强总理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立从生产加工到流通消费的全程监管机制、社会共治制度和可追溯体系，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坚决治理餐桌上的污染，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在今年的两会上，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依然剑指食品安全，为保卫“舌尖上的安全”建言献策。

   食品安全从田间地头抓起

   农产品是很多食品的来源。据统计，我国居民膳食结构中，农产品占比达80%。农药残留成为农产品挥之不去的阴影。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奉化市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说，我国蔬菜、水果中滥用农药现象较为严重。即使国家明文规定禁止使用的农药如甲胺磷等，一些农民仍然在使用，对土壤造成危害。

   据了解，我国登记使用的农药有620多种，目前仅对其中387种制定了3647项限量指标。我国登记的兽药有350种，但仅对其中94种制定限量551个。在监管实践中由于缺乏判定标准，即便检出也难以处罚。

   “我是做食品行业的，最关心的自然是食品安全。”全国人大代表、祐康集团董事长戴天荣直言，“食品安全抓了很多年，但是和老百姓的期待还有差距，这和我们法律法规的不足有关。”

   戴天荣提出，可借鉴国际做法和我国对食品添加剂的管理经验，尽快将农兽药残留标准管理制度从“法不禁止即允许”的“列举制”转变为“法不允许即禁止”的“准许制”。他建议，将“准许制”写入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从法律高度予以确立。

   给生产企业套上“紧箍咒”

   据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食药监局局长姚义贤介绍，四川将建立高危食品生产企业的积分管理制度，给企业套上“紧箍咒”。

   姚义贤解释，高危企业往往容易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四川省食药监局将确定一批高危企业，给这些企业确定一个分值。此后，企业如果出现一次违规违纪、违法的事情就扣一定的分数，扣完了之后就必须重新认证。这意味着，分被扣完后，企业的食品生产许可将被吊销，必须重新认证获得资质后才能生产。

   来自海南的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建议，由国家制定统一的食品安全黑名单系统，使各地区统一在一个系统内，实现资源的互通和信息的及时发布与共享。加大对食品违法违规企业和有关责任人的联合惩戒，对列入黑名单的企业和典型案例及时向社会曝光，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将其作为企业产品审评、贷款审批等重要的前置条件和依据，让生产经营假冒伪劣食品的失德失信企业寸步难行。

   对以身试法者严惩不贷

   在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郭玉芬看来，对那些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一定要依法重判，让他们身败名裂。

   为了扼住伸向餐桌的黑手，最高人民法院利剑频频出鞘。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5月3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严密了刑事法网，实现了犯罪对象全覆盖，对加工食品、食品原料、食用农产品、保健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均作了规定；加大了有效打击源头犯罪的力度，对于加工食品和食用补品的加工、种（养）殖、销售、运输、贮存等环节，食品相关产品、农业投入品的生产、销售环节，以及用于食品生产的非法添加物的生产、销售环节的犯罪行为均作了规定。

   2014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明确了“知假买假”仍可索赔，商家应当对赠品质量安全承担责任，惩罚性赔偿无须人身受害，商家应当对赠品质量安全承担责任，明星代言连带担责，食品认证机构故意出具虚假认证连带担责等。

   对此，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洪亮作出评价：“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关系国计民生。现实生活中，消费者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而受害的情况，层出不穷。最高人民法院回应这一重大社会问题，从责任人以及法律责任两方面，加重了生产者等侵权人的责任，实为消费者之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