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月1日开始，香港开始实施奶粉禁令，任何人除非有出口许可证，否则每24小时不可带多于1.8公斤也就是两罐婴儿奶粉出境，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万元及监禁2年。新规生效第一天，即有多名内地人被捕。

　　把婴幼儿奶粉视为特殊储备物资，实行限购政策，乃至不惜动用刑事罚则，在现代经济环境中本已非常特异，何况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素来享有购物天堂美誉的香港。众所周知，香港的成就和地位缘于其高度的自由与开放，所以奶粉禁令出台之前，就已为持自由主义经济观点的人士所不满，更遭遇了曾经前往香港扫货和期待前往扫货的内地客的批评。

　　这种不满和批评值得理解。但另一方面，那些因内地客大举扫货而生活受到影响的港人的愤怒何尝不需要理解？民意压力之下的香港政府的为难和无奈又何尝不需要理解？

　　生活中总是充满了矛盾。好在有些矛盾原本并无放大的必要。尽管奶粉禁令似乎凸显了两地居民在奶粉问题上的矛盾，但在这样的枝节之外，一个事实存在已久而且今后也无法改变，那就是内地居民赴港观光和旅游对维持香港的繁荣至关重要。精明的香港人从经济的自由和开放中受益至多，无法相信他们会遗忘自己的“发家之道”，因此奶粉禁令更像是一时的权宜之计，那些认为限购名单可能会从奶粉逐步扩大的担心实无必要。

　　跳过禁令是非的纠缠，也许我们更该关注内地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焦虑，正如新华社评论所说，香港奶粉限购“打的是内地奶业的脸”，“谴责所谓‘恶法’，不如抓紧时间让奶业自强”。

　　“内地奶业需自强”，类似的呼吁持续多年，但未必能够得到所有人的同意，毕竟内地并不缺乏财报好看的奶业巨头，而且关于内地奶粉质量和标准还常常会有不同的判断。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吕新华在谈到奶粉问题时就引用了国家质检总局的一个数据，“我们内地的奶粉99%是符合质量标准的”。

　　在如此之高的质量合格率面前，消费者仍然焦虑，当然只会推论出一个答案，“群众对奶粉是符合质量标准的信心不足”。这样的推理从逻辑上可以成立，但问题是，内地消费者似乎并非从一开始就对内地奶粉缺乏信心，否则奶业巨头们又何以能够炼成呢？只是在经历三鹿事件、多起学生奶中毒事故、牛奶国标世界最低争议等一系列打击之后，消费者的信心才几乎完全坍塌。

　　在牛奶国标争议澄清之前，再高的质量合格率不论由谁来发布，均可能成为空谈；任何旨在提升消费者对牛奶产品信心的办法，如果不用国际标准作参照以切实地提高质量，都毫无意义。

　　“知耻近乎勇”，如果香港奶粉禁令起到鞭策作用，从而引发了内地奶业的奋起，那真是两地居民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