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我国粮食领域出现了一种怪现象：粮食年产量稳定维持在6亿吨以上并逐年增加，但进口量增速迅猛，同时粮食库存量也不断增长，尤其玉米等品种积压严重。这种粮食生产量、进口量、库存量“三量齐增”是以往少见的新情况。那么，发生“三量齐增”的原因在哪里？又该如何破解这种局面？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日前召开的“2015中国农村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我国粮食正呈现生产量、进口量、库存量“三量齐增”的怪现象并日趋严峻，若任由其发展，对我国农业的健康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都将产生不利影响。

　　怪现象：边进口 边积压

　　为什么说“三量齐增”是个怪现象？一定时期内国家粮食状况主要取决于粮食生产能力、库存水平和进口能力。通常来说，在需求基本一定的情况下，一国粮食产量既然不断增长，进口量就不该保持高位；如果进口量不断增长，那么库存就不可能出现积压，毕竟高库存下无需增加进口。

　　事实恰恰并不寻常。近两年，我国粮食年产量稳定维持在6亿吨以上并逐年增加，但进口量增速迅猛，去年全年粮食进口首次突破1亿吨。同时粮食库存量不断增长，尤其玉米等品种积压严重，库存压力凸显，仓容紧张，进口量却在持续增加，出现了“边进口、边积压”的新问题。

　　陈锡文认为，生产和消费的结构不对称，即农产品供求的结构性矛盾，是进口激增的重要因素。去年进口粮食突破1亿吨，但其中七成以上是大豆，全年进口大豆7140万吨，同比增长12.7%。而国产大豆产量只有1200多万吨，表明我国大豆生产满足不了国内需求。

　　“三量齐增”现象是近年来出现的新情况。出现这样的情况有其必然性，有些国内短缺品种确需进口，除大豆外，进口部分高端优质大米、优质强筋弱筋小麦、饲料用玉米满足了国内多样化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余缺调剂性质。主要原因还是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我国农业竞争力不强。

　　陈锡文说，大宗农产品的国内外价格差，显示出我国大宗农产品竞争力明显减弱。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泰国进口大米完税价是每斤1.37元，国内晚籼米批发价格比其高51.8%。国产优质小麦批发价是每斤1.55元，比国际市场高56.6%；国产玉米价格每斤1.24元，比进口玉米价格高65.3%。在如此价差之下，粮食加工、贸易企业进口粮食有利可图，自然动力高涨。

　　伴随“边进口、边积压”的是“洋货入市、国货入库”问题，这在玉米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资料，美国出口玉米价格在2012年11月曾达到每吨324美元，而到了2014年9月则下降到164美元，下降近50%。而我国玉米价格在托市政策作用下相对稳定。为保护农民利益，国内农民收获的玉米被以高于市场价的临储价收到国有粮库，国家为此支付了巨大的价格差和仓储成本，而进口的低价玉米成为原料进入流通加工领域。

　　库存高企与2004年起我国实施的粮食托市收购政策直接相关，也与我国长期以来较高的粮食储备率相关。国际上把17%至18%的储备率作为粮食库存消费比的安全警戒线，对照此，目前我国已属超额储备。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认为，不是储备的粮食越多越好，要将储备量降低到合理区间，鉴于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迟缓，国大人多，粮食安全储备率可以高些，但最好不要超过当年社会消费量的30%。

　　新问题：价格倒挂 竞争力低

　　那么，为什么我国农产品价格高于国外同类产品？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认为，国内农产品之所以没有竞争力，重要原因是劳动力价格高。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能升能降，是因为其机械化程度较高，劳动力成本占比较小。他举例说，“广西甘蔗的收割成本已经占到糖料价格的三分之一，新疆棉花仅采摘成本就占棉花价格的约40%。以上都是该农产品的优势产区，都存在人工费用太高的问题”。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力实际工资近年来以年均8%左右的速度增长。

　　“2005年以前，中国农业还是很有竞争力的，因为除了劳动力成本低之外，耕地租赁成本也比较低。”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说，从2008至2013年，东北和华北的耕地租金分别提高了51%和70%。物化成本变化是全球性的，但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变化则是国家内的，会显著影响一国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农业劳动生产率低是价格倒挂的又一原因。目前，我国主要农作物单产接近甚至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农业劳动生产率则远低于世界先进水平，显得“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我国水稻和小麦单产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玉米单产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世界平均值的47%。近年来，恰恰是在棉花等劳动生产率低的品种上，我国进口量大增。

　　多年来，尽管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农业一直未走出成本上涨、效益下降的困境。目前，我国农产品进口平均关税水平只有15.2%，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属农业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随着我国与新西兰、澳大利亚等自贸区的建设推进，农业开放程度还会提高。今后，我国不仅面临来自农业资源丰富、农业现代化水平高的发达国家的竞争，也面临来自劳动力优势明显的发展中国家的竞争。

　　我国对进口粮食实行配额管理，小麦为963.6万吨、玉米720万吨、大米532万吨。配额内进口关税只有1%，配额外则为65%。目前谷物进口仍在关税配额之内，但我国对于征收配额外关税后的进口是完全放开的。如果突破关税配额、在征收65%的高关税后，国内外农产品价格依然倒挂，那么就会带来农民种粮积极性降低、农业产业凋零等后果。据专家测算，按目前生产成本和价格趋势，再过5至7年，三大谷物以配额外关税税率进口将成为现实。

　　寻对策：扩规模 提素质

　　“如果没有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农业的资源要素就会流失。”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表示，“我们过去支持保护农业的目标是为了增产，现在要把转方式作为目标，相应的支持政策要围绕怎样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怎样实现可持续发展，更注重质量和效益。”农业是我国的战略性产业，不管财力多紧张，都要确保农业投入有增不减；要完善农业的支持方式，提高其精准性、指向性、引导性，综合运用财政、金融、产业政策来支持我国农业应对国际竞争。

　　专家认为，当务之急是综合运用配额管理、贸易救济、进口产品用途管制、检验检疫、“绿箱”补贴等手段，防止价格倒挂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守住农民收入、口粮生产能力、重要农产品供给三条底线。而从长远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是潜在生产能力的提升。这就要在继续坚持以往强调的“坚守耕地红线、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科技创新”等基础上，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粮食产业化。今后利益调节重点要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粮食主产区倾斜。

　　当前，我国要培育新型主体，健全服务体系，加快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农业上出现的很多问题都与经营规模小而散有关，这就要求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用现代工业理念发展农业。全国还有2.4亿多小农户，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发展基础各有不同，推进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必须因地制宜。专家建议，要积极引导土地流转，引导和支持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等主体发展壮大；要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以扩大服务规模来弥补土地经营规模的不足。

　　产粮大县多数是财政小县，国家应加大扶持力度。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完善产粮大县利益补偿机制，目标是使粮食主产区种粮不吃亏，让重农抓粮的地方有动力。今后要加大对粮食主产省、主产县的财政奖补力度，减轻主产区的财政负担，补偿主产区调出的商品粮，强化主产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主产区与主销区的利益联结机制。（经济日报记者 乔金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