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小种子撑起大农业

　　五月二十六日,在二〇一四年世界种子大会会场,隆平高科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向来自印度的客人介绍水稻育种经验。

　　“小小一粒种子,成全了俺们家。”　河南省浚县种粮大户邢玉良从1969年就开始用玉米育种专家程相文培育的种子,他说:“程相文育出的玉米种品质好,籽粒饱满,不增加一分钱投入,一亩就能增产百十斤。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高产。”

　　种子,支撑着中国农业,改变着中国农民的命运。

　　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

　　谈起我国自主选育和推广的种子时,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如数家珍:“农华101、登海605、隆平206、Y两优1号、新两优6号、济麦22、百农AK5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优势新品种研究、开发能力稳步提高。余欣荣说,目前,我国每年推广使用农作物主要品种约5000个,自育品种占主导地位,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水稻、小麦、大豆、油菜等几乎全部为我国自主选育品种;玉米和蔬菜85%以上种植的是我们自己的品种。

　　“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中国小麦远缘杂交育种奠基人李振声、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育成专家李登海……一个个响亮的名字远播中外,他们是专注田畴、饱暖众生的实践符号,不断激励我国农业科技向更深更广领域进军。

　　截至目前,良种在农业科技贡献率中的比重稳定在43%以上,种子质量合格率97%以上,良种覆盖率稳定在96%以上。农作物年供种量1000多万吨,为实现粮食生产“十连增”、农民增收“十连快”做出了突出贡献。

　　种业孕育在政策的春风里

　　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局长张延秋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种业从无到有,逐步实现从种子到种业的历史性跨越,36年的种业发展史就是一部种业改革史。

　　在关键的历史节点上,一个又一个里程碑事件,至今让人记忆犹新——1978年国务院提出了种子工作“四化一供”的新方针,种业开始“发芽”。1989年国务院颁布《种子管理条例》,规范了种子生产经营;2000年全国人大颁布《种子法》,种子市场全面放开,开启了种业市场化进程;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推进种子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市场监管的意见》,要求国有种子公司与农业部门政企分开。

　　如今,种业改革的顶层设计,让种业插上了翅膀。近年来,国家连续三年出台三个文件,对种业发展的支持措施之密集、含金量之高前所未有。

　　政策扶持,为现代种业指明了方向。2011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开启了现代种业发展的新征程;　2012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2—2020)》,规划出未来种业的发展蓝图;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　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进一步明确深化种业体制改革的政策,提出建设种业强国的目标。

　　财政部联合农发行、中化集团出资15亿元成立现代种业发展基金,支持企业兼并重组;财政部会同税务总局减免育繁推一体化企业所得税,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国家发改委设立生物育种专项,首批投入3.36亿元,支持41家企业提升育种能力;启动甘肃国家级玉米制种基地项目,计划投资7.12亿元建设30万亩标准化基地,促进规模化制种基地的发展。

　　目前,前10强种子企业年研发投入近6亿元,占其销售收入的6%以上。2013年企业自育品种已分别占到国审玉米、水稻品种的50%和47%;企业申请新品种权的数量超过科研教学单位。

　　中国种业“走出去”

　　都说洋种子打败了中国种子,其实,这只是市场的一种误读。

　　余欣荣说,毋庸讳言,国际种子在我国有一定的份额,分品种看,玉米国外品种面积已占到全国玉米面积的10%左右,蔬菜国外品种占15%左右,其中设施蔬菜20%来自国外品种。可见,中国种子仍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袁隆平见谁都念叨自己的“禾下乘凉梦”,中国的种子,不仅要为中国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还要振翅飞向国外,为千千万万人造福。

　　中国种业“走出去”,成了中国种业的新使命。

　　目前,我国种业市场化水平逐步提高,国际化水平不断向多元化纵深发展。种子出口规模逐年增加,年平均增长率14.5%,年种子出口总额已超过3亿美元;目标市场日益扩大,不仅包括越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东南亚国家,而且逐步拓展了非洲和中亚市场。目前我国种业企业已与全球14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杂交水稻、杂交玉米、小麦、蔬菜等作物种子贸易关系;种业“走出去”方式逐渐多元化,除传统种子贸易外,投资并购、本土化研发等战略协作型方式正在加快发展。

　　世界种子大会是国际种业界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种业大会,集会议会展、贸易洽谈、行业决策等功能于一体,被誉为种业界奥林匹克。这,是中国种业“走出去”的又一声坚实足音。

　　“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中国种业在深化体制改革,坚定走市场化道路的脚步声里,孕育着“走出去”的新希望。本报记者　贺　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