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月起，有关农药残留的国家新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开始实施。“新标准首次配套了农药残留量的检测方法标准，操作性明显增强。”农业主管部门对这项标准寄予厚望，认为将有利于“从源头控制住农药残留”。

　　不过，面对分散的农产品种植，农药残留如何监管？检测难度有多大？近日，本报记者在北京、山东、海南等地进行了采访。

　　鲜活农产品易腐，问题产品追溯难，销毁也难

　　山东高青县田镇街道司家村菜农司纪茹，自家有西红柿大棚一个。提起蔬菜农药残留监管，司纪茹说：“据我所知，政府部门对农药经营店的监管检测比较频繁，对普通农民的监管相对宽松些。”

　　和司纪茹一个县的另一位菜农张循温说：“县里有农业执法大队，但执法大队不可能面面俱到监管检测每家每户的农药使用情况。”

　　两位菜农的感受，道出了农药监管的难题：目前全国有2亿左右农户，人均耕地面积仅1.35亩左右，生产相对分散，农业种植与经营组织化规模化程度低，在种植环节不可能进行一家一户的监管。

　　农业部相关负责人认为，当前农药残留监管还有其他的难点，比如，一些农药经销商为了经济利益，误导农民随意混配农药和加大用药量，然而，目前监管部门对农药经销商的管理手段比较有限。

　　尽管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规，农业、商务、工商等部门在流通环节建立了定期开展农药残留监测和监督抽查的制度。不过，农业部上述负责人表示，这项制度执行起来有难度。鲜活农产品易腐，流动性大，在流通环节抽检发现的问题产品，不仅追溯难，而且实施召回、销毁也难。

　　海南重新审核农药零售许可证，大幅缩减零售点

　　海南三亚市崖城镇红塘村农民苏周告诉记者，在地里干活时，常能见到和他一样忙活的农民安全监测员。

　　自2011年以来，每逢瓜菜采摘高峰，这些监测员就会手持农药残留快速检测仪，对各个瓜菜基地进行检测。目前，在三亚，农民安检员有221名。

　　然而，田间监管再严格，也难免有疏漏的时候。“目前海南农业还处于一个千家万户的零散生产体系，监管起来难度较大，仅靠抽检无法做到严丝合缝”，海南农业厅厅长江华安表示。

　　江华安的这番话针对的是今年的“海南豇豆事件”。春节前，海南的豇豆在广州市江南果菜批发市场被检测出农药残留超标。

　　这次“豇豆事件”发生后，海南快速追查到了蔬菜生产源头，这得益于已经建立起来的农资销售、田间地头、流通环节的信息登记制度。因为有据可查，一出问题，马上就能追根溯源。今后，海南将继续完善这一监管机制。

　　这件事让海南的相关监管部门意识到，农药残留监管“关键还在于农药源头的把控”。江华安透露，近两年，海南重新审核发放农药零售许可证，原有近3000家农药零售企业，目前只剩下1000多家，今年还要减至500家。

　　农业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在蔬菜优势区域重点县将大力推进高毒农药定点经营管理。建立农药经营许可和限用农药定点经营制度，推进农药连锁经营，规范经营行为。

　　合作社一般使用品牌药，买着贵用着贱

　　如何从源头上控制农药残留，高青县黑里寨镇刘南村农民王光华有自己的体会。62岁的王光华是当地一家农业专业合作社社员，常年种植菠菜、土豆。

　　记者在高青县采访了解到，通常农药都由农业合作社统一采购。每到需要打药时，采购人员就与农资店联系。大多时候，农资店的配货车会送药到家。农民只需按照要求进行配比、喷洒。

　　“合作社用药一般使用品牌药。品牌药买着贵用着贱。原因是它质量好、药效长、省人工，不用频繁打药。”王光华说。

　　山东威海市农业局副局长孙法春认为，对于农药残留，日常的检测监管只能起到威慑作用，关键是要让农民明白什么农药能用、怎么用才能让利益最大化，成本摆在那里，农民自然会选择。

　　王光华说，因为参加了合作社，蔬菜质量更有保障，“合作社有固定的客户，如果蔬菜中药残超标，不但进不了市场，还会使声誉受到影响”。

　　农业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控制农产品农药残留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抓好投入品源头监管、农民科学用药培训和农产品市场准入等环节，培育种植大户和专业化生产合作社，大力推动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从源头和生产过程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链 接】

　　目前大中城市农贸市场中70%以上的农产品来源于批发市场。

　　按照《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产品批发市场应当设立或者委托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对进场销售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进行抽查检测。据统计，现有773家农业部定点批发市场全部建立了农产品质量检测实验室，配备了检测人员和设备，每天对进场蔬菜进行抽检，不合格产品严禁批发销售。我国法律上并没有要求农贸市场建立快速检测点，目前有部分农贸市场探索开展了快速检测工作，但不普遍。（冯 华 卞民德 黄晓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