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补贴自2004年起开始实施，至今已走过8个年头，其实施效果如何，对种粮农民的吸引力有多大，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带着这些问题，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大学生们今年暑假在潍坊、东营两地进行了调查，共发放6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546份。
激励效果不显著
“现在种地不但取消了农业税，而且每亩地还能补贴一些，比起以前干着更带劲了”。在青州市王府街道东赵村，村民王友良对前去调查的大学生们说。
调查发现，在粮食补贴政策的影响下，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比之前有所提高，补贴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生活压力。“但近几年来，农副产品价格不断高升，农民种地投入也不断增加，粮食补贴的金额已不能很好地满足农民需要，其作用开始变小。”团队负责人张建强说。
一位农民给大学生们算了一笔账：每亩地一年基本投入有“肥料150元/袋×2.5袋+小麦(2552，6.00，0.24%)机械播种25元+小麦机械收割65元+玉米(2448，1.00，0.04%)机械播种25元+玉米机械收割60元+翻耕机械费40元+灌溉60元+小麦种子1.25元/斤×45斤+玉米种子20元/斤×3斤=766.25元，而每亩地的补贴是100元，这样一算，补贴费用/每亩地投入×100%≈13%”。
“农民每年对农业的直接投资在500元到2000元左右，约占家庭年收入的10%；而每年拿到的粮食直补数额在50元到200元之间。”张建强说，从整体和长远来看，农民的主要收入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外出打工或是做生意。
问卷调查发现，由于土地经营的细碎化使得撒胡椒面式的粮食补贴政策对于农民收入并无太大影响，无法解决农民收入稳定问题，加之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快速上涨，也抵消了粮食补贴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收益，使粮食补贴政策的激励效果并不显著。
“补地”还是“补人”
“村里有人出去打工，我租了别人的20多亩地，粮食补贴算下来能有2000多块钱，但补贴是按照‘是谁家的地就发给谁’来发放。”广饶县李鹊镇村民于福春向大学生们说出了自己的困惑。“现在的情况是，受补贴的是出去打工不种粮的，真正种粮的没有却没有补贴了。”
调查发现，由于农村劳动力相对过剩，大批农民外出务工，导致部分耕地闲置，政府制定土地流转政策，鼓励和支持部分农民积极承包闲置耕地，一部分农民成为当地的种粮大户。但在耕地流转过程中，国家按土地承包经营权到户发放粮食补贴资金，补贴往往发放到原土地经营权所有者手中。“粮食补贴”变成了“农田补贴”，这挫伤了种粮农民的积极性。
“粮食补贴政策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土地流转的积极性，影响了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团队成员赵琦说，调研队员们发现，一些原本有意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民，因为看中粮食补贴的利益而放弃了初衷。“现在国家每年都有补贴，说不准以后补贴的更多，要是把地流转出去，今后自己没地了，这些补贴可就‘捞不着’了，还不如把土地租给别人耕种或者干脆就撂下抛荒。”调查中，一些调查对象这样告诉大学生们。
要改变这种状况，调查团队建议，必须制定相应的补充政策，明确和落实“谁种粮，谁享受补贴”，把补贴落实到真正种粮的农民手中，真正体现粮食补贴促进粮食生产的政策导向作用，来实现粮补政策的设计初衷。
如何回归激励导向
农民们对补贴政策实施过程中有何意见？调查发现，38%的调查对象认为补贴标准低，21%的调查对象反映拿不到应得的补偿，28%的人认为难以精确核实补贴标准，13%的人反映补贴发放手续繁琐。
一方面，是农民普遍反映补贴标准低，而另一方面，是种粮补贴的制度成本过高。调查中，一些负责粮补工作的基层干部也向大学生们诉说了自己工作的难处。
“工作中存在补贴面积难于核实。粮补发放成本偏高等问题。”对种植粮食面积最准确的统计方式是在农民播种后进行实地丈量，由于农民种植农作物的自由性很大，每年、每季的种植品种、面积都有较大变动，加上农户承包的耕地零星分散，承包耕地分布有远有近，仅靠镇财政工作人员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么多户种植面积丈量任务，难度非常大。此外，每项补贴均要经过核实、公示、上报、审批、发放、签字、清算等多个程序，这对于农村综合改革后减人减支的乡镇财政部门来说，有些力不从心。
一些基层干部建议，应整合粮食补贴资金。“现在将补贴资金分为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民难以理解，如果统称为粮食补贴，简单明了，实际工作中也好把握。并采取一次性发放，在11—12月份将农民全年实际的粮食种植面积一次性统计，金额一次性计算，不仅减少农民领钱的次数，也可以减少基层干部的工作量。”
粮食补贴政策的最终目的在于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而现阶段粮补政策的作用已不再明显。调查报告建议，要想改变这种困局，一是可以考虑大幅提高补贴价格，重新回归其激励导向；二是可以考虑改变过去撒胡椒面式的“普惠”补贴方式，将粮食补贴资金集中打捆，用于建设农村小型水利设施，这样减少了农民种粮的投入，增强了粮食生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间接增加了粮农的收入，也将提高他们种粮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