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渝西地区的荣昌、江津、合川，是重庆的生猪调出大区。在不到100公里运距范围内，来自这些地区的生猪，从出栏到被重庆主城市民采购，需经7道环节。在目前市场行情下，养殖户承担了大部分生产经营风险，却基本无利可图；中间负责运销流通的商贩则能获得每头5元至100多元不等的利润。

　　一头猪500多元利润运销商贩层层“分利”

　　前一段时间，记者先后走访了荣昌、合川、江津等地的10多家养猪场、数十位生猪营销商贩，跟踪数台发往重庆主城区的生猪运输车辆，发现在不到100公里的运输距离内，一头猪从出栏到终端销售，需经过养殖户、生猪经纪人、生猪贩运户、生猪组织者、生猪屠宰场(猪肉批发商)、猪肉零售商、消费者等7个环节：

　　不少从业者反映，荣昌、合川、江津距离重庆主城区都在100公里以内，在近期市场行情下，平均每头猪在流通运销环节能产生500多元利润。在交易7环节中，生猪屠宰批发、零售环节所获利润较大。

　　记者跟随江津区石门镇生猪贩运户周来银来到金龙村收猪。当天周来银从农民手中收了21头生猪，均价为每斤6.8元左右，随后他每头猪加价近50元，销往重庆主城的生猪屠宰场。周来银平均每头猪可赚十几元。

　　刘作权已从事生猪流通20多年，是荣昌县较大的生猪组织者。刘作权平均每天组织4辆车，向重庆主城屠宰场供应1200多头生猪。刘作权告诉记者：“生猪组织者的作用相当于‘信息中介’，把生猪贩运户们收购的生猪统一到某一个屠宰场进行规模屠宰，一般收取每头5元服务费。生猪组织基本不受肉价波动影响，除了占款风险外，利润比较稳定。

　　记者调查发现，除非在运销环节出现大面积死猪等情况，一般而言，各中间环节都有利可图。

　　农民骑“猪”难下商贩“随市调价”

　　在目前猪肉价格低迷的背景下，生猪经纪人、贩运户等中间环节只是利润收窄，而养殖户则普遍处于保本甚至亏损状态。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生猪流通运销环节得利，养殖环节却亏本，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养殖户承担了大部分风险，在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

　　“一头猪从出生到出栏需要六七个月，如此长的时间内，农民必须承受肉价波动、饲料价格起伏、动物疫病、融资利息等各种风险，有时候感觉像是骑‘猪’难下，稍有不慎就会血本无归。”重庆市合川区泰旺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马爱明说，生猪交易虽有7个环节，但是效率很高，从出栏到屠宰上市一般仅需要一两天，高度市场化运作，商贩交易能“随市调价”，风险也就小一些。

　　第二，目前仍以散户、中小规模养殖为主，缺乏议价能力，在价格跌势中更易“受伤”。

　　生猪贩运户周来银说：“农民没有抱团议价的能力，加上信息闭塞，无法及时掌握市场动态，定价权就掌握在了下游流通商贩的手中。总体上看，价格高时养殖户一头猪能赚1000多元，价格跌后一头猪要亏五六百元。”

　　荣昌县生猪运销大户胡吉明说，在价格博弈中，养殖户基本处于弱势地位，生猪一到出栏期就须尽快售出，这时猪吃饲料却不长肉，养殖成本更高。猪价高时情况还好，一遇到肉价暴跌时，养殖户利益更易受损。

　　肉价形成机制复杂政府调控难度大

　　采访中，不少业内人士称，生猪交易环节看似很多，层层“分利”，但这是长期以来市场发展的结果，是和目前生猪量大面广、高度分散养殖相适应的。

　　从事生猪生产10余年的重庆玉吉畜牧养殖场场长唐礼义告诉记者：“生猪交易必须符合定点屠宰、疾病防疫等方面的要求，难以完全照搬蔬菜直供、农超对接等模式。

　　此外，目前生猪生产仍以散户为主，一家农户一次生猪出栏量最多也就三四头，这就要求生猪运销必须经过‘分散收集—集中运销—定点屠宰—分零销肉’的过程，作为农村生猪养殖和城镇消费的中间桥梁，生猪经纪人、贩运户等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同时，一些业内人士指出，生猪运销流通层次多，各个环节都会形成一个交易价格，加上生猪运销是“买全国、卖全国”的大流通格局，使得肉价形成机制比较复杂，这也增加了政府价格调控的难度。

　　记者了解到，生猪各交易环节价格变动活跃，基本就是“一天一个价”。不少上下游从业者采用口头约定价格的形式，不签订纸质合约，当天刚约定一个价格，第二天外地运来了一批猪肉，供求关系改变，可能就会重新定价。

　　面对生猪价格剧烈波动难题，政府一般采取生猪补贴和冻肉收储两种方式进行调控。补贴能促进生产，但在生猪供过于求时可能起到负面作用；收储能减少供应，但主要起到价格导向作用。

　　采访中，业内人士建议，要真正稳定生猪价格，还应遵循市场规律，认真研究肉价形成机制。只有建立起现代的猪肉生产、流通体系，才能有效防止肉价大起大落。(《半月谈》2012年第14期，记者李松陶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