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城乡转型发展新时期，特别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和粮食价格高位运行的背景下，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八连增”，不仅大幅提高了国内的粮食自给率，对平衡全球粮食供求、稳定国际市场价格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而且也极大增强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为中国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未来粮食生产成本提高、耕地面积有限、劳动力持续转移的情况下，我国粮食产量的增加更需坚持走依靠科技提高单产的发展道路。
增产源于单产 单产依靠科技
我国粮食生产呈现“增长—波动—增长”的发展模式。据统计，1978年我国粮食产量为30476.5万吨，到1998年突破50000万吨大关，随之波动下降。2003年，全国粮食产量只有43069.5万吨。2004年，党中央对农业农村经济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促进粮食生产迅速恢复发展，全年粮食产量达46946.9万吨，扭转了1999年以来连续5年下降的局面。2011年我国粮食总产量57121万吨，创造了新的历史纪录，实现半个世纪以来首次连续8年增产，这说明我国粮食生产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近年来，粮食总量增长主要源于单产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总量增长是由单产提高和播种面积扩大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播种面积的扩大的空间非常有限，对粮食总产量的贡献呈下降趋势，而单产提高对粮食总产量增长的贡献呈现上升趋势。2004~2011年粮食连续八年增产，产量累计增加了14051万吨，其中，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和粮食播种面积增加对总产量增长的贡献分别为62.3%和37.7%。
粮食单产八年中有七个年份实现增长，均高于1998年亩产300公斤的纪录，2011年总产达到5.71万吨，亩产达到344公斤，单产比上个粮食丰产期的1998年约10%，比2003年提高15.6%，实现了亩产、总产双双超过历史最好水平。
而单产提高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7%提高到2010年的52%，表明农业科技在实现粮食总产量跨越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并极大增强了我国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因此，从目前我国农业资源的禀赋来看，土地相对于劳动而言更加稀缺，政府必须大力加强农业生物化学性技术进步来大幅度提高土地生产率，提高粮食安全水平。
此外，粮食单产还有较大的增产潜力。目前我国稻谷、玉米和大豆的平均单产分别仅为美国的75.4%、51.8%和55.7%，这说明我国三大作物的单产增长潜力还是有相当大的空间，如果通过提高粮食生产科技含量、特别是优质高产良种的推广，水稻、小麦、玉米生产达到当前国际先进水平，总产可以提高30%以上。我们要始终坚持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强化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效力，推动我国粮食持续增长。
应科学认识“八连增”
虽然我国实现了粮食连续八年增产，但这是在2003年粮食产量43070万吨（20年来的最低谷）水平上实现的；2007年我国粮食产量仅为50160万吨，仍低于1998年的51230万吨，到2008年才实现当时历史的最好水平，达到52871万吨，所以这一阶段主要还属于恢复性增产。事实上，如果用最近三年和五年的粮食总产量的平均值计算，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大致在53576 ~54950万吨。
据有关研究表明，世界粮食单产年均增速已由20世纪60年代2.7%下降到目前的0.9%，到2030年将进一步放缓，而届时世界粮食增产总量的70%~80%必须通过提高粮食单产水平来实现。中国作为世界农业生产和消费的大国，1978~1985年是我国粮食史上的一个黄金期，粮食单产年均增长率为4.69%，从1985~1998年期间，年均增长率降至1.99%，1998~2003年期间，粮食单产增长率出现了停滞和徘徊，直到2004~2011年粮食连续八年增产，年均单产增速恢复到1.61%，但仍未达到历史最好水平。粮食单产增长速度的减缓，表明我国科技成果储备的不足及科技成果转化环节的薄弱，必须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建议突出高产优质高效安全粮食生产技术供给
在农业科技进步过程中主要包涵两种模式：一种是通过农业生物化学性技术进步来提高土地产率，主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目标，这种技术进步模式主要是通过政府主导的强制性技术变迁来实现；另一种是通过农业机械性技术进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提高农民收入水平，这种技术进步模式主要是通过市场诱导性技术变迁来实现。
这要求充分发挥政府作用，把粮食生产的投入放在公共财政的优先位置。强化超高产优质新品种及其配套技术的攻关，有计划地推出一批高产、优质品种，并在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等主产区大面积示范推广一批已有的高产、优质品种和节本、增效实用技术。加强科研基地建设，在优势产业带建立相应的育种和技术创新中心，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同时抓好先进实用技术培训，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通过政策引导、项目带动、示范展示等方式，加快新品种、新技术推广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