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中国的石油供应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50%，尽管中国的粮食自给率近年一直保持在95%以上，但大豆的供应已几乎全部依赖进口。
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升，农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将越来越低，但其重要性却丝毫没有改变。近期的旱情、去年农产品(17.91，-0.22，-1.21%)价格的炒作，再次引发了国民对农业和粮食安全的关注。
中国粮食生产流通该由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中国农业生产的要素投入面临怎样的问题？农村土地该不该私有化？中国的粮食供应安全需不需要国际市场来保证？带着这些问题，《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朱信凯和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系主任樊明。
粮价形成该不该由市场主导？
朱信凯：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快速转型使得经济波动的可能性增大，确保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就成为政策选择的基本前提。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我国农产品价格总体偏低，尤其是相对于国际市场而言，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但是从一定时期来看，我们又应该尽量去避免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价格在短期内剧烈波动。也就是说，政府对于像粮食这样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产品要保持高度警惕，建立完善的市场预警和调控机制。对于蔬菜以及生鲜蛋奶则可以少调控一些，当然，事实上这些产品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了。
樊明：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研究农民的种粮行为，尤其是对价格等利益信号的反应。近期，我的研究团队完成了一项覆盖300多个村庄和1619家农户，有关从1976年到2008年32年间农民种粮行为的调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要实现高效的粮食生产并实现农民收入正常化，就必须走市场化道路。
我们的调查研究发现，价格对农民种粮积极性有着显著的影响。因此，农民在粮食生产中具备“经济人”的理性，这是粮食生产主要应由市场主导的重要前提。
中国的农业补贴具有诸多负面效应，价格补贴的负面效应最为严重，因为它最直接地扭曲了价格信号，导致粮食过量生产。因此我们建议尽可能采取收入补贴来替代价格补贴。
党国英：长期来看，粮食生产应当以市场为主导，让市场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粮价高，农民自然会加大粮食生产力度。过去30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大原因，就是给了农民以自由，发挥市场作用的核心即给农民以自由，这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释放更多的劳动力。
对粮食进行价格补贴备受争议，价格补贴的确会产生一些弊端，影响农民的经济行为，国际上也反对这种做法，其出发点是维护粮食生产的竞争性。如果生产效率因竞争而提高，那么这种竞争是合理的，不至于给其他国家带来负面影响。
对低收入人群进行收入补贴，保证他们能获取必需的食物和营养是一个基本的公共性问题。通过收入补贴，加大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保障，让这些人也有钱买粮，能保证一部分的需求问题，农民也可以通过此渠道稳定或增加收入。
农村土地该不该私有化？
樊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是诸多“三农”问题的根源。根据我们的调查，受访农户中，“很赞成”和“比较赞成”土地私有化的总共占47%，“比较不赞成”和“完全不赞成”的占24.8%，还有28.2%的受访者表示“中立”。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对土地私有化的态度不存在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差异。
由于土地产权不明确，而事实上村干部掌握一定的处置权，就可能出现严重的代理问题。村集体在获得卖地所得款项后，相当一部分甚至大部分钱以集体名义由村干部掌管，真正分到农民手上的并不多。
土地承包是有期限的，目前国家规定土地承包期是30年，但在实际操作中，人口的变动使得劳动力和土地的匹配不合理，不少地方事实上采取一定时间间隔后重新分配土地。不管承包期是不是30年，农民对土地的经营都难有长期打算，不愿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
土地私有化有利于土地资源有效配置，能较好地避免农民经营土地的短期行为，解决农民与土地的分离问题，保障农民的土地及相关利益，有利于资本对农业的投入。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干预将导致严重的效率损失，18亿亩耕地保护政策的负面作用很大。
党国英：农业生产以市场为主导，不仅包括产品市场，还包括要素市场，即土地和劳动力市场。只有产权明晰的土地制度才适合市场经济。在目前环境中，要做到产权明晰，把所有权做虚、使用权做实，实行长久承包不失为一种现实路径。
“十二五”期间，我希望农业要素的市场化进程能取得大进展。劳动力方面，随着改革深化，可能未来5~10年内，户口问题基本不存在了。土地方面，还需要决策层能达成一个共识，因为土地问题牵涉到很多利益的纠葛。
关于耕地问题，我赞成18亿亩的红线，其意义不在于18亿这个数字本身。耕地多多益善，因为耕地多可以减少化肥使用量，减少灌溉量，减少农业的负外部性，农民可以实行规模化经营，有利于其提高生产效率。
朱信凯：产权问题涉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非常复杂而敏感。古今中外的经验和教训也告诉我们，土地的私有化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反而会使问题更糟糕，尽管现有的土地产权制度也并不是最优选择。
经验说明，私有制的土地可以流转，公有制的土地也可以流转，流转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怎么样能够找到一个确保农民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社会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土地流转制度才是当前最应该关注的政策目标。
该不该向国际市场扩大开放？
党国英：目前中国所进口的农产品多为土地密集型产品。据统计，去年中国进口的农产品总量相当于5亿亩土地的产出，而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我认为这种趋势是合理的，还需要继续加大。但我们目前不清楚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继续开放下去，中国的比较优势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美国农民也有三个担忧，一是价格不满意，二是政府干预，三是税收的影响。尽管如此，美国人是在国际视野下安排这些生产活动的。如果继续开放的话，中国的出口也能上一个台阶，但能否再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还需要继续观察。
樊明：粮食供应安全的本质是粮食能得到充足、稳定和价格合理的供给，并非是粮食的供给者一定是国内生产者和经营者。如果国际生产者的竞争优势更强，就可能在国内市场中占据更大的份额，但这是不是会导致该国的粮食不安全呢？只要国外厂商没有非经济目的，不串谋，不形成市场垄断，只要中国保持自主的粮食生产潜力，就不会有大的威胁。
中国粮食自给率应更多地由市场决定，包括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控制粮食的难度远胜于控制石油。哪里产油是上苍的安排，而粮食是世界各地都可以种植的作物，每个国家都有巨大的增产潜力。一些国家的粮食大量依靠进口更多的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而非这些国家注定不能解决粮食供给问题。
对于国际资本对中国粮食生产、加工和流通的投资也应采取更为开放的态度。中国在粮食安全的国际化上应有更大的作为，应更大胆地利用国际粮食市场从而更有效地解决中国粮食的供给。
朱信凯：国际市场可以是粮食供给的有效补充，但绝不能形成依赖，尤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产品更是如此。我们只用了七年时间就从世界上最主要的大豆出口国变成了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大豆成了中国加入WTO以后第一个“壮烈牺牲”的农产品。大豆产业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现在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自身政策的非协调性以及利用外资政策的缺失。
在WTO框架下生存，规则是最重要的。而目前我国宏观经济体制、投融资体制以及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调整严重滞后。因此，我国应当加快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体制转轨，尽快构建起完备的政策法规体系。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大豆产业的历史不会重演，才能在WTO中既有话语权，又有主动权。
现在看来，玉米产业很有可能步大豆产业之后尘。一旦中国的大豆和玉米产业完全被外资控制，暂且不谈转基因产品本身的安全性问题，我们的食品价格就基本受制于他人，因为大豆和玉米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作为饲料而存在的。
目前已有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租地种粮，这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国家土地储备，对国内生产也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同时还可以有效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据报道，日本在海外已经拥有1200万公顷的农田，这个面积相当于日本国内农田面积的3倍。中国也已有企业在非洲买地，而且在当地种植的中国蔬菜很受非洲人的欢迎。这种趋势值得鼓励，但目前步子还迈得不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