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浙江频道１月１６日电（记者 沈锡权 张道生 李亚彪）一个土地缺要素奇缺的资源小省，一个农业在GDP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沿海省，一个工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制造业大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却连续25年“领跑”全国各省区。

    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和浙江省统计局15日发布消息：2009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突破万元，第25次成为全国各省、自治区的“增收状元”。

    为揭开浙江农民“钱袋子”的秘密，记者走村入户调查，这个奇迹背后的三笔“科学发展账单”渐渐浮出水面。

　　产业账：打开农民“钱袋子”  “工资收入”最耀眼

    在浙江省各地田间地头，听到的最多话就是：“浙江省的农业已不是传统概念上的农业了，浙江农民的收入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务农收入了。”

    据统计部门对浙江省47个市、县级行政区域的4700户农村居民家庭抽样调查，2009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0007元。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分析人员胡央娣认为，工资性收入是推动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

    数据显示，2009年，浙江省农村居民在各类企事业单位从业或从事其他各种劳务活动获得的工资性收入人均达5195元，工资性收入占全部纯收入的51.9%。

    在人均纯收入达2万元的奉化市滕头村，如今工业和服务业已成为村里的主业，家家都办企业、家家都拿工资已成为这里农民的常态。然而，滕头村并没有放弃农业，只是过去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中国千年传统农耕业，在这块田野上已杳无踪影。

    步入滕头村，可以看到为数不多的农具被浓缩进村里的农家博物馆中，取而代之的是国家级高科技生态农业示范园区。“这里的农民不再戴着草帽，而是穿着白大褂，庄稼种在试管里，这些带着种苗的高科技试管再远销法国、荷兰等国家。”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笑着说。

    浙江省农业厅副厅长赵兴泉说，人们习惯上将农业划归第一产业，实际上现代农业是一二三产业并举的。浙江省努力把农业向产前、产中、产后延伸，拉长农业产业链。

    “比如，农业向二产的延伸重在深加工，经过加工和从田间地头直接出来的效益比是4：1，农产品附加值大为提高。”赵兴泉说。近年来，浙江省农产品加工业的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以上，农产品食品加工率超过40%。由大批农产品加工企业带来的浙江省食品工业产值，已超过农业总产值。

    在余姚市，农产品90%实现品牌化，茶叶、榨菜、杨梅和甲鱼……当地榨菜行业协会会长章苗康说：“评上中国驰名商标后，原本1元钱一包的榨菜，可以卖1.1元。”浙江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长顾益康说，农民要增收，从技术研发到品牌营销，浙江省正做着农业也向“微笑曲线”两头延伸的探索。

    浙江省的实践证明，在工业经济发达的省份，用工业化的思维谋划农业，同样能带给农民高收益，工资收入从而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

    资本账：“沉睡的资产”被渐渐唤醒

    在湖州市南浔区，靠种植葡萄致富的农民陈伟永已开起小汽车。他的葡萄园有1080亩，土地都是从当地农户手中流转过来的。

    现在的浙江省，土地流转已呈“燎原”之势。到2009年末为止，全省土地流转总面积630余万亩，占土地总承包面积的32%。土地流转带来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超过1.2万个，所带动的农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三成以上。

    在盛产柑桔的临海市涌泉镇，村民尹先良的5亩柑桔未加入合作社前，高品质的桔果只占10%；入社后通过培训，指导，他掌握先进柑桔栽培技术，优质果率达到60%，售价从原来每公斤4元增至10元，收益增加5万多元。

    “土地流转不但可以推进土地规模化经营，还可以再造农业生产主体”浙江省农业厅经管处处长童日晖说，“浙江推进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同时，还把转出土地的农民变成新生产主体的农业工人，获得租金与工资双重收入。”浙江森禾种业有限公司参与土地流转后，除每年付给农民每亩约550元土地租金外，还常年雇佣360位已流转出土地的农民，这些农民人均年劳务收入超过6000元。

    近三年来，浙江还探索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即以行政村为单位，对原有村经济合作社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更名为股份经济合作社，对村集体所有的资源性、经营性和公益性清产核资，量化为股权，分到村民身上。

    到目前为止，浙江省共有1400多个村完成这项改革，百余万农民成为“股民”，2009年人均分红527元。温岭市大溪镇潘郎村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建立村集体资产经营公司后，村民人均分红800元。在许多农村，集体资产被用于办物业、搞租赁，农民仍然是村集体主人，同时又在二三产就业。

    统计数字显示，浙江省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是转移性和财产性等非经营性收入，占全部纯收入的10%。研究人员认为，浙江农民收入结构中非经营性收入的快速增长，反映出浙江省农村多种经济成分的活跃，股份合作、房屋出租等成为增收的重要渠道，包括土地在内越来越多的农村资源开始向资本转变，“沉睡的资本”正在被唤醒。

　　生态账：留住“绿色”，就留住了“财富”和“金饭碗”

    在临安市太湖源镇天目山的太湖之源白沙村，村民们望着满目的苍翠、一拨拨的游客、一个个“农家乐”旅馆，永远不会忘记是如何从“啃山头”砍树到学会“卖生态”的。

    “这是一笔不能不算的账！从前‘靠山吃山’，不但越砍越穷，而且生态恶化，差一点丢了饭碗；现在做强生态农业，却端上了金饭碗。”白沙村党支部书记夏玉云说。白沙村两年前人均纯收入就超过了1.5万元；而20多年前，当地村民人均纯收入只有七八百元。

    随着一批批游客从杭州、上海赶到白沙村，村民们结合生态旅游开发，建成茶室、旅店、山货市场等配套服务设施，游客们看风景、住农家、买特产。村民吕建中原先低矮破旧的小房子，现在变成两幢旅馆式的楼房。吕家靠着这两幢接待游客的楼房，加上卖茶叶等特产，年收入超过１２万元。

    “谁说保护生态没钱可赚？”奉化市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说。在利用生态获得效益这方面，滕头村为更多农村树立了典范。村里把美丽的田园开发成农家风情生态旅游区，建成植物工厂、花卉种植基地。这些种出来的风景，每年要接待70多万名国内外游客，门票等旅游收入超过千万元。

    在浙江省，同白沙村、滕头村一样，越来越多的地方用实践探出了一条山青水碧、民富县强的科学发展之路。

    地处山区的安吉县曾是浙江省20个贫困县之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探索工业化道路。造纸、化工、建材、印染等工业的崛起成就了GDP的高增长,贫困县帽子很快摘掉，可生态环境被环保部门亮了黄牌。

    上世纪末，安吉打响“生态保护战”，一个个占据山头的工业“纳税大户”被砍掉，矿山企业从243家减至17家。到2006年第35个世界环境日表彰大会上，安吉被命名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生态县”。2008年，安吉县又提出建设“中国美丽乡村”计划。

    安吉县农办副主任盛文明说，近6年来，安吉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都达14%以上。现在安吉县的财政收入在浙江省处于中等水平，可农民人均纯收入近1.2万元，超出全省平均水平。

    据统计部门调查，在工业发达的浙江，工资性收入在有些地方占到农民收入的70%以上；在安吉县，农民的高收入却有近70%来自于农业、林业和与此相关的“绿色产业”。按当地说法：竹和茶是农民两个最大的“钱袋子”，农民不需要进城打工，挖笋采茶，就有三五万元的年收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