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轻百姓餐桌负担

“发烧”的肉价、“高企”的菜价……当前物价虽已“高位回稳”，但“控物价”形势依然严峻。粮食丰产，食品却领涨；产品提价，企业仍喊亏；两头诉苦，中间直喊冤物价矛盾扑朔迷离。

“排骨一个月一个价，最高时每斤涨到30多元，菜、米、肉也赛着跑上涨，口粮开销占工资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了。”说起“一日三餐”的花费，北京居民张秀英直叹“太贵”。

在新一轮物价较快上涨中，食品价格被视为“领头羊”，让百姓感觉“餐桌负担”越来越重。纺织女工张晓燕深有感触地说，对于中低收入群体来说，消费主要花在“吃”上，感受更明显。“现在早饭吃一碗馄饨和一套煎饼果子要八九块钱，比前几年涨了一大截。”

央行发布的2011年第4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68.7%的居民认为，当前物价“高，难以接受”。

百姓感受背后有统计数据支撑。去年8月以后物价涨幅虽然开始回落，但全年5.4%的涨幅仍远超年初4%左右的预期目标，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1.8%。

令人费解的是，我国粮食产量实现‘八连增’，为何食品价格仍大涨？

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认为，“表面上看农业丰收了，食品价格不存在大幅涨价的基础条件，之所以出现急剧攀升，与去年的投机性炒作、一直以来粮食生产结构性弊端，以及调控预警相对滞后都有关系。”

那么，如何为百姓餐桌“减负”？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控物价”与“增收入”，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特别要避免中低收入群体陷入“收入跑不赢CPI”的尴尬。只有双管齐下，才能减轻普通百姓的生活压力。

怪现象

“粮食丰产了，食品却领涨”

全国政协委员柴宝成曾做过追踪调查：“菜园子”里收购价每公斤4毛钱、6毛钱的蔬菜，让种植户“苦笑”，但到了市民的“菜篮子”里，却涨到了每公斤2元、4元。

菜农抱怨“卖贱”，市民抱怨“买贵”，中间环节则抱怨“钱难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现象”？柴宝成认为，蔬菜流通环节多、流通费用高是“主凶”。

“除了环节多，物流成本居高不下也是主因。”一些物流行业业内人士说，长途公路运输返程空载率高，利润三分之二缴了过路费和油费，“雁过拔毛”的各种罚款更不用说。

一方面，超市、菜摊的租金随房价攀升水涨船高；另一方面，超市、商场收取名目繁多的进场费、上架费、广告费、店庆费、返利费、促销费、管理费、年节费等，这些最终都成为物价上涨的“推手”。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等人表示，当前国内蔬菜流通成本占最终菜价的三分之二；国内物流总成本在GDP中占21.3%，而发达国家仅为10%左右。挤压流通成本可为“降价”提供空间。

“两头诉苦，中间喊冤”

沪郊江桥批发市场是长三角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地。3月2日一早，正要赶赴北京出席全国两会的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委员赶到这里，就他的提案作最后补充。

“看来，初级农产品生产利润很低，这是全世界一致的、无法逾越的情况。加之我国相对缺乏适合大规模工业化农业生产的自然气候条件，更加重了我国农业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和科技创新成本。”徐冠巨说，“只有破解从田头到餐桌的‘环节拥堵’，大力推进农业产销一体化，才能降低农业运行成本，实现农民增收，促进农村经济提升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城里人喊菜贵的时候，田头的人却往往在为微利甚至亏本而落泪。”长期关注农业发展，徐冠巨痛感“菜贱伤农”“怪圈”多年未能突破。他说，我国倡导建立农业产销一体化组织，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特别指出，要“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农民用水合作组织、涉农企业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但是，农业产销一体化组织基础性工程的作用目前还没有完全凸显出来。”

他说，我国目前的情况是，农户的组织化程度较低，农业生产高度分散，农户与市场之间信息不对称，农户难以对接上游技术来源，过多的中间环节挤占了原本就稀薄的利润。不少地方的农村产业合作组织缺乏扎实的法规基础和契约基础，或过于松散，或不能真正代表农户利益。一些地方的“订单农业”没有体现出企业与农户的合作关系，基于收购方信息优势的简单化购销关系只是增加了中间环节。

调研

我国农户的组织化程度较低

必须大力扶持农业产销一体化

这几年，徐冠巨研究了日本的农协、以色列的集体农庄等。“这些都是农业产销一体化组织的优秀实践。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这些组织以农户的集合体作为参与市场竞争、实施科技创新的基本组织单元，值得我们借鉴。”

徐冠巨说，我国国土辽阔，务农人口庞大，农产品多样性显著，必须大力扶持农业产销一体化，破解从田头到餐桌的“环节拥堵”。他为此建议：

加强基础性法规建设研究，逐步建立一批规范农业产销一体化组织运行的法规制度，处理好产销一体化组织的内部关系，以及这些组织与科研单位、农资供应环节、农产品批发零售环节、储运环节之间的关系，促进形成合理的利益关系链条。

从建立产销一体化组织入手推动产品结构调整。发挥地方行政管理力量较强的优势，在推动产品结构调整的同时，大力建设相应的产销一体化组织，政府参股，使产品结构调整获得组织保障，以集体的力量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

农业科技服务、科技特派员从目前以行政区划为单位，逐步转向以专业合作组织为单位，不仅提高科技服务的针对性，也帮助这些组织建立和完善科技工作。

鼓励企业与农户建立同股同权、平等合作的组织。只有将企业利益与农户利益置于同一条“战壕”，才能既发挥企业信息资源丰富的优势，也发挥企业与农户两个积极性，真正减少中间环节，降低交易成本。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