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评：李长江等官员去职的政治意义

新华社记者程志良　程云杰　季明

新华社北京９月２２日电  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22日因为“奶粉事件”引咎辞职，成为最新一轮官员问责风暴中下台的最高级别官员之一。不久前，孟学农因对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尾矿库溃坝事件负有领导责任，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

到目前为止，仅在这两起事件中受到牵连而去职的还包括山西省副省长、石家庄市委书记和市长、临汾市市长等数十名官员。另外，在近几天发生的深圳火灾和登封矿难中，又有一些官员被免职。这是2003年非典期间中国大规模处罚失职官员后的又一引人瞩目的举动。

人们注意到，李长江的辞职发生在中共“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3天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会上表示“一些干部缺乏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并严厉批评“有的甚至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

舆论认为，在北京奥运会结束后不久，这些举措反映出中国党和政府凸显了忧患意识，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采取了积极应对的态度。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认为，此轮问责风暴的意义不仅仅是给利益受损的老百姓做出一个交代，给官员们敲响警钟——执政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更在于对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起到“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资源消耗过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愈发凸显。2003年首次提出并于2007年写入党章的科学发展观在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的同时，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奶粉与溃坝事件都是因为忽视了“人”的因素，并且经过相当长时间的“酝酿”之后爆发的。

早在5月份，就有消费者举报三鹿奶粉，并要求权威机构提供公正的检测报告。有的地方部门早在7月就接到了多名婴儿可能因为食用问题奶粉而患上肾结石的报告。但是，涉及千家万户的这起事件直到9月份才受到重视。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各地因食用问题奶粉而住院治疗的婴幼儿目前已达12892人。

在已确认265人遇难的山西省襄汾县尾矿库溃坝事件中，危险信号早已发出。2月27日，云合村村委会曾向县政府递交了一份“救命报告”，上面清楚地写着“该尾矿坝已有渗漏现象，时刻潜伏坝决的危险”，但报告如泥牛入海，并没有引起当地官员的重视。

“长期以来在中国某些地区和部门形成了一种‘官场文化’，表现出来的是部分官员愿意争权却不愿负责，实际上是对老百姓利益的漠视，这是致力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中国所不能容忍的。”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王石泉博士说。

根据2006年开始实施的公务员法，“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这项工作包括健全政府职责体系，推行行政问责制。

中国共产党在今年2月提出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其中明确要求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制度，“健全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以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2003年的非典事件开启了中国在重大公共事件中大规模惩处失职官员的先河，而在此后发生的松花江污染、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北京密云灯会踩踏事故、重庆开县井喷事故、吉林中百商厦火灾等重大事故中，上至部级高官，下至基层干部，都被纳入问责范畴，许多干部辞职、免职、处分甚至移交司法机关。

然而，短短5年时间的努力，显然还不足以改变“官场”日久的一些积弊。一些令民众不满的事件仍时有发生，也反映出要解决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复杂问题，挑战是巨大的，过程还比较漫长。

但人们也注意到，中国党和政府在突发事件后做出迅速应对，反映了中国政治体制的不断走向成熟。正是官员问责制度的不断发展，并伴随依法治国的推进，使得发生重大公共事件就要追究官员责任，已经从“个案”成为“惯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