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有关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话题一浪高过一浪，各界专家、学者粉墨登场，纷纷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看法，有的信誓旦旦转基因食品绝对安全，有的则担忧转基因食品将导致亡国灭种......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验结果和迥然相反的结论，许多人一头雾水：究竟该听谁的？

　　“反转”者质疑：

　　害虫都不敢吃的转基因食品

　　人能吃吗？

　　众所周知，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时常受到洪涝、干旱、虫害的袭扰，所谓转基因植物就是将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基因导入到植物体基因组中，通过原生质体融合、细胞重组、遗传物质转移、染色体工程技术，改变植物的某些遗传特性，培育高产、优质、抗病毒、抗虫、抗寒、抗旱、抗涝、抗盐碱、抗除草剂等的作物新品种。以转基因生物为直接食品或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就是转基因食品。

　　由于转基因植物的一大特点，就是引入了具有抗除草剂或毒杀害虫功能的基因，许多人怀疑：害虫都不敢轻易下口的转基因作物，一旦变成粮食和农副产品，让我们一日3餐皆不离，是不是连同那些抗虫基因也消化了呢？

　　2013年8月下旬，一条“央视终于承认转基因食物致癌”的视频在微信上受到疯狂转发，说美国转基因玉米喂养的老鼠普遍患上肿瘤；资料显示，到2000年上半年为止，进入中国的转基因作物多达97项。然而，我们大多数民众不知道我国大范围爆发癌症的原因可能基于此。后来，经过求证，这段视频并不是最近的新闻，而是2012年的旧闻，是法国卡昂大学教授、分子内分泌学家塞拉利尼于2012年发表的关于研究转基因玉米安全性的论文。论文称，他用转基因玉米喂食了两年实验鼠，雌性实验鼠中，50%至80%的实验鼠长了肿瘤，而且平均每只长的肿瘤多达3个；雄性实验鼠中，出现的主要健康问题包括肝脏受损、肾脏和皮肤肿瘤以及消化系统疾病。这些研究一直颇受争议，其研究结论在业内也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但还是一度引起国人的恐慌。

　　一篇署名“江苏政协”的网友，在一篇名为《应加快建立转基因食品生产销售约束机制》文章中披露，一些研究表明，长期食用某些转基因食物可能引发过敏反应，影响肾功能和生殖功能，乃至引发不知原因的疾病和死亡。

　　与“江苏政协”的网名相比，南京大学博导、生命科学院院长张辰宇教授的一篇实名论文，更让人震撼。2011年9月，张辰宇课题组发表在《细胞研究》的一项研究成果，展示了一项令人惊奇的发现——植物的微小核糖核酸（microRNA）可以通过日常食物摄取的方式进入人体血液和组织器官。并且，一旦进入体内，它们将通过调控人体内靶基因表达的方式影响人体的生理功能，进而发挥生物学作用。论文指明了基因成分可随饮食而进入人体并发挥作用、从而对人类健康安全有重大影响。论文直接引发的问题是：既然基因成分如此，那么，转基因成分当然也可随食品进入人体和发挥作用。鉴于目前转基因食品作物的转基因成分及其抗耐农药成分已有证明具有毒素作用或就是毒素农药，英美等西方媒体纷纷发表述评，说明该论文新发现有标志性的重要意义，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管理或风险管理提出了新的重大挑战。

　　一些军事学家则是从军事战略的高度，对转基因食品提出强烈的质疑，认为是敌对势力的一种“阴谋”。军事战略家、少将彭光谦发表《八问主粮转基因化》，称转基因食品与肿瘤、不孕不育等数十种疾病高度相关，转基因作物可能成为杀人不见血的生物武器，带来的后果将远超鸦片战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罗援少将在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应高度重视国家生物安全问题，警惕转基因物种的无序迅速扩散和外国插手中国疫苗生产过程，警惕敌国以转基因物种和特种疫苗等为武器，针对中国人口发动新型战略打击。

　　云南财经大学特聘教授顾秀林更是语出惊人：转基因是一项灭绝人类的邪恶技术，学界之所以一面倒支持是利益使然。

　　在种种“反转”的声音下，一些地方政府谈“转”色变。前不久，甘肃省张掖市市委、市政府就专门发文，严禁任何企业和个人在张掖落地从事繁育、销售和使用转基因种子的经营活动。

　　“挺转”者疾呼：

　　再延误转基因就是误国

　　“反转”的声音虽然很大，但“挺转”的也大有人在。

　　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植物遗传和分子生物学家张启发称，2013年7月，49位海外生物医药学者与国内61位两院院士几乎同时上书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呼吁推动转基因商业化，称“再延误就是误国”。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一部主任徐海滨表示，他本人就并不避开转基因食品：“我们家里吃的木瓜就是转基因的，甚至调味的大豆酱油，其原料也可能是转基因的，在城市里生活，要完全避开转基因食品是不太可能的。”

　　这些“挺转”者的理由，主要是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水稻生产国和消费国，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口持续增长，土地、水资源却在不断减少，传统的农作物增产远远跟不上需求，而转基因技术则可以提供现实的解决方案。更何况，在国内外的研究已经很多年了，我们生活中已经有了转基因大豆、棉花，至今并无明确证据可以证明转基因对人类有害。

　　南京农业大学经国家科技部授权，承担了“优质转基因水稻新品种培育”“优质功能型转基因大豆新品种培育”“长江流域转基因棉花中试与产业化基地”等重大转基因课题。该校博导、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宋小玲当年的博士论文就是《通过植物的亲和性评价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基因漂移的安全性研究》，在她看来，从科学角度看，任何食品的安全性都是相对的，比如有些人天生对花粉过敏，一些欧洲人对面粉过敏，而亚洲人就极少出现这种情况。针对转基因食品可能影响肾功能、生殖功能之说，宋小玲表示，转基因食品使用前都经过了几代小老鼠等动物性试验，确认安全才会允许上市，中国对转基因食品准入有严格标准，任何一个转基因食品，上市前都要经过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的安全性评估，确保不会对食品安全和生态安全造成威胁。

　　以学术打假闻名的科普作家方舟子说，他已不知不觉吃了十几年转基因食品。现在美国市场上的玉米80％以上都是转基因的，主要是抗虫害转基因玉米。除了玉米，大豆、土豆、西红柿、油菜等主要农作物的转基因品种也在美国大量种植。方舟子公布了他喜爱转基因食品的三大理由：一是转基因食品通常比同类非转基因食品便宜，因为其生产成本比较低、产量比较高；二是转基因食品比较安全。和同类作物相比，抗虫害转基因作物能大量地减少农药的使用，也就比较不用担心农药残留的问题。而且，转基因食品受到了更严格的监管，风险其实要比传统作物更低；三是转基因食品更为环保。转基因植物抗虫害，少洒了大量的农药，既减轻了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又减少了用于生产、运输、喷洒农药所耗费的原料、能源和排出的废料，还保护了益虫和其他生物，减少了人畜接触杀虫剂而中毒的危险。

　　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最近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转基因种子的抗旱能力强，这就和当初玉米和红薯进入中国带来的影响一样。原来中国主要是靠水稻，一旦干旱以后很多人会饿死，后来玉米和红薯从墨西哥经欧洲进入中国，中国人的粮食供应稳定性显著提高，人口也增加很多。今天我们担心18亿亩耕地的问题，担心如果红线突破了是不是中国的粮食安全就会受到挑战。如果说这些挑战和担心是真实的，那么转基因带来抗旱能力更强的农作物，使得产量更稳定，就是在帮助我们化解困局。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基因可能只是一个念头的问题，只是大家还没有习惯。他还对转基因“阴谋”论提出强烈反对，认为中国社会太多的人都是吃饱了饭没事做，以前上学的时候没有好好地受教育、没有好好地读书，该读的不读，读了太多没用的废物的东西，整天就不做积极的建设性的事，就去猜谁谁谁又在搞什么阴谋了。

　　赋予民众权利越多

　　转基因才能越走越宽

　　虽然反转和挺转者观点针锋相对，但目前现有的证据都无法说服对方，均无充分证据证明转基因食品究竟是安全还是不安全。那么，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品该何去何从呢？

　　从人类社会的演变来看，人们从打猎摘采过渡到农耕社会，从农耕社会过渡到农业社会，每一次社会的前进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大胆的尝试。正因为有了这些，人们才有了从摘采、游牧的生活方式，变成现在耕种、圈养家禽的田园生活。且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供给也大大地提升，生命质量也逐步提高，寿命得到不断延长。因此，视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品为“洪水猛兽”而拒之门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但不经过安全论证一味地胡乱推广，也是不对的。

　　根据目前现有的科技水平和认知能力，我们如何正确对待转基因技术和食品呢？

　　首先，要让公众有知情权。

　　央视知名主持人崔永元前段时间在微博上向农业部发问：“中国的主粮水稻和小麦开始转基因商业化种植了吗？批准了吗？偷偷种的有多少，农业部知情吗？管吗？如果没有，出口欧盟被退回的大米制品中哪里来的转基因成分？农业部食堂和幼儿园吃转基因食品吗？”然而，至今未收到官方的任何回复。律师魏汝久早在2010年2月就向农业部申请要求公开两种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水稻的相关信息。然而，农业部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公布转基因水稻的试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和生产性试验阶段的详细情况。在无法充分获知信息的前提下，能让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放心吗？据悉，美国转基因食品上市前，都会发布食用安全和环境影响报告，接受公众评议。

　　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院士称，49位海外生物医药学者与国内61位两院院士上书呼吁推动转基因商业化。然而，当网友要求他公布上书人的名单时，他又躲躲闪闪、闪烁其辞。“既然这些人大义凛然地将转基因技术上升到‘延误就是误国’的高度，为何连名单都不敢公布？”许多网民对此感到非常不解。

　　其次，要让民众有选择权。

　　据悉，现在市场上国产转基因抗虫棉所占的市场份额高达90%以上，市售大豆油80%以上是转基因大豆压榨而成。然而，哪些产品是转基因产品，哪些食品是转基因食品，应该在标牌上标注得明明白白，供老百姓自主选择，不能让老百姓稀里糊涂成了试验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小白鼠。2012年，美国塔夫茨大学和中国疾控中心，在湖南省衡阳市一所小学选取了88名儿童，试验进食60克黄金大米。随后的调查显示，研究人员隐瞒了试验中使用的是转基因大米，仅发放了知情同意书的最后一页，违反了国际医学伦理准则。虽然后来证实黄金大米安全，这项试验属于有效性试验，但这项试验存在的重大“隐瞒”瑕疵，无疑又给转基因技术增加了一项罪名。

　　再次，要赋予民众安全权。消费者生命安全权、健康安全权是一项重要权利，任何科学研究、应用，都不能以牺牲国民以及后人的福利为代价，转基因技术一旦造成物种污染，损失、危害更是无法估计。因此，民众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关心转基因食品的安全，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第四，要赋予双方同等的话语权。现在有种很不好的风气，一有人反对转基因技术，就会被“挺转”者冠以“愚昧、保守、落后”的高帽子；反之，一有人赞同转基因技术，又会被“反转”者打上“汉奸、卖国、唯利”的烙印。其实，真理越辩越明，只有通过辩论，民众才能得知真相。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曾说，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需要两代人来检验，如果这代人吃了没事，他们生下来的孩子长大了也没事，才能证明它的安全性。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们一方面要争分夺秒加快转基因技术研究的步伐，毕竟基因技术是人类的一大重要科技。但我们又要有充分的耐心，因为这项技术早已超出了纯粹的科学范畴，涉及伦理类进化历程，“科学不讲伦理是会导致人类毁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