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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排首位的深意:用农村活力解决城市问题
文章来源:海证券报 温建宁  更新时间:2013/12/17 9:17:36  

通过锁定“粮食安全”,明年的经济工作已有了智慧的逻辑:直接回到中国特色的经济原点,用农业经济激发的发展活力,用农村智慧创造的财富潜力,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聚集效用,去解决一大批城市自身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既是尊重经济规律的表现,也是务实求真的反映。

  上周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改革创新”的战略新选择,很多地方颇有新意。粮食安全被排在明年六大任务的首位,三农问题再次上升到优先地位,并特别提出“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硬性指标。将粮食安全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无疑紧紧扣住了经济发展与立国安邦之本,是尤其引人关注的新变化。

  从2000年到2012年,过去12年的经济工作会议,首要任务要么是“扩内需”,以拉动经济增长为目标;要么是“稳增长”,以防止经济减速过快为目标,不是关注于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就是强调宏观调控的政策方向。说到底,由于二、三产业都聚集在城市,这就注定了经济发展的主题和任务,无论是直接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还是间接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焦点都聚集在城市经济运行上。只要工业经济增速下滑,城市经济稳定状态欠佳,就有经济振兴计划扶持,就有经济刺激计划支撑。农业经济和农村经济,都让位于城市经济这个主题,居于了次要和从属的地位。在发展经济的重要程度上,在政策的核心关注度上,长期都处于靠后的位置。

  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不同了,重中之重的首要任务,既不是以前长期重视的工业增速,也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城市房地产,而是强调“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新回到了农业这个经济的永恒基础。

  众所周知,在粮食战略安全的背后,既是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是农村经济的壮大成长。这次提出“农业永续发展”的命题,既是强调经济工作的重心,正从工业向农业转移,也是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不容动摇,重视农村经济的发展,有助于解决城市经济中的问题。

  而更重要的是,这次会议提出了“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要求,要求“发展节水农业、循环农业”,即现代农业经济才是发展方向。说明改革开放30多年以后,经济发展的螺旋式上升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当经济的重心重新转到农业的时候,注入的是现代农业经济的元素,以使农村经济发挥更大的综合效益。

  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2013年我国粮食实现了第10年连续增长,总产量6亿多吨,但这并没有改变我国“丰年缺粮”和进口比率不断提高的尴尬生态。过去十年中,除2008年、2009年外,其余年份的粮食状况都是产不足需,且缺口日益增大。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当年进口稻米、小麦和玉米(2327, -18.00, -0.77%)等“三大主粮”达1143.9万吨,创下同期历史新高。而且不容回避的是,“三大主粮”净进口的局面在短期甚至长期内均可能处于“不可逆”的状态。

  确实,我国粮食安全的基本保障条件还十分脆弱,然而,重新把“粮食安全”问题提到2014年经济工作的第一要务,并不能用国内粮食供给将来可能有短缺来简单解释,也不能用全国粮食减产或国家储备粮食不足来简单说明,更不能用有些人所担心的海外进口粮食存在重大隐患来猜测来分析。如果说2011、2012年经济工作的第一任务是“求稳”,那么就不难理解连续两年确立的第一任务都是“稳增长”;如果说2013年是以强调“继续稳中求进”为过渡,为真正的变革奠定基础和准备条件,那么2014年经济工作的第一任务转变为“保障粮食安全”,也就有深刻的根源和时代背景了。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迹象明显,但复苏态势不稳定,这势必严重制约和影响我国的出口。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尤其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不但限制了消费活力,也酝酿经济风险。换句话说,短期来看,高企的房价,无法平稳落地,消费的能力,需要长期培育,城市经济问题多多,而且城市自身无法克服。

  基于这样的现实,通过锁定“粮食安全”,明年的经济工作其实已有了智慧的逻辑:直接回到中国特色的经济原点,用农业经济激发的发展活力,用农村智慧创造的财富潜力,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聚集效用,去解决一大批城市自身解决不了的问题。依笔者的理解,在政策的取向上,这是智慧的思路创新,也是最激进的策略选项,不但体现了“稳中求进”“进”的涵义,也表现出了“革自己的命”的改革决心。政策关注的要点,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从拉动经济增长到激发财富创造,最终飘移到粮食安全,这既是尊重经济规律的表现,也是务实求真的反映。

  粮食安全是国之根本,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只有农业稳固、粮食充裕,中国社会才会长治久安;只有农村生机勃勃、财富涌流,中国社会才能稳定前行;只有农民生活幸福、富裕安康,中国社会才能抵御各种考验

  另一方面,“着力防控债务风险”超越“积极促进协调发展”,居于更加前列的重要位置。恰好说明中央经济工作有了新思维,经济“稳中求进”,“稳”字的份量,就在于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不过分强调和追求GDP增长目标。这不仅是中国经济主动性求变的结局,更是债务风险累积后的补救措施。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增长,靠天量举债发展经济不靠谱。

  或许可以从中国经济正在减速慢行、正在提升品质、正在自我改造追求尊重规律的发展这么几点来概括“改革创新”的战略新选择。换言之,各方已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个基本问题达成了共识:从“十一五”期间11.2%的高速增长,到“十二五”期间7%左右的中低速增长,是中国经济必须经历的阵痛,没有必要强行拉动经济增长;地方政府要量力而行,不能把大举借债当光荣,让债务风险累积到危险程度;经济发展,本来就是波浪式的上升运动,有增长的波峰,就该有回落的低谷;波峰出现的过程,匹配高速增长,波谷到来的过程,合理减速求稳。(作者系上海金融学院统计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