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延续到唐朝，已进入了全盛时期，唐朝的法律制度也达到空前完备的地步。唐朝统治者深知:为了维护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必须充分发挥官僚机构的统治效能。因此，整饬吏治、严惩官员受贿，滥用职权攫取非法利益，就成为唐律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方面，法律制裁枉法贪赃的官员。规定:“诸监临(辖区)之官，受所监临财物者，一尺(合今制0.933寸)笞四十，一匹(四十尺)加一等，八匹徒一年，八匹加一等；五十匹流二千里。 ”(《唐律·职制律》)行贿者、比照监临之官减罪五等，最重的杖一百。勘验、审判等官员受收财物、枉法裁判的，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受收财物，没有枉法裁判的，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流刑三千里，强迫劳役三年)。因为唐朝时帛是货币，所以用尺、匹为单位。

另一方面，法律惩治以权谋私的官员。“即因使，私有交易者，准盗论。”《唐律·卫禁律》外交官利用因公出使外国的机会，私下买进卖出和以货易货，以标的物作为赃物计数，比照窃盗论处。监临之官擅自役使下属或借用辖区内的奴婢、牛马、车船、旅店等均为犯罪。监临之官接受下属猪、羊肉及其他禽类、酒食、瓜果等，按其所受的价值，以“坐赃论”。案发时，财物尚在，还主。强索财物，计赃，依“准枉法论”。强索较受收财物，罪加一等，即:一尺笞五十，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八匹加一等。强行借贷较非强行借贷，罪加二等。借贷后。百日外比百日内归还处理更重。

此外，法律禁止官员经商。规定:“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伯叔、堂兄弟姊妹)以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皆不得入仕。(《唐六典·吏部》)本人或大功以上亲属从事商业，本人不得担任官职。在职官员在辖区内兼营商业属于犯法行为。买卖货物，即使交易公平，也笞五十，显失公平，比照曲法枉断论罪。官员为官府做生意或亏损欠债，按坐赃减二等处罚。官员派下属或市场管理人员经商，如得利，官员不知，为无罪；知，比照官员家人在辖区内经商，官员知情之罪惩治。根据情节轻重，下属或市场管理人员也要笞四十到杖八十。官员家人在辖区内做生意赚钱，比照官员本人经商之罪减轻二等。官员知情，与家人同罚；不知，比照家人之罪减轻五等。监临之官比非监临之官及其家人经商处罚更严。

唐朝严惩贪官污吏的法律规定，曾较为有力地保护、促进了唐朝政治的安定和经济的繁荣。当然，封建社会的任何律令都难以严格执行，唐代贵族、官僚受贿经商的事，在不少史籍里也有记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