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鹏程 全国人大代表、云浮市政协副主席、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董事长

@刘尚希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刘登高 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管理学会顾问

昨日，全国人大代表、云浮市政协副主席、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董事长温鹏程与农业专家做客南方报业传媒集团2013年全国两会全媒体直播室，与南方网、南网网友在线交流，共议“三农”经济发展。

“不要把家庭农场与家庭承包对立起来”

南方日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新型的多层农业经营模式，其中讨论得比较多的是家庭农场，各位怎么看这个模式？

温鹏程：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三农”的部分谈得比较多，而且比较新颖，包括对农业经济经营体制以及对农民权益的表述都很新。家庭农场主要是针对当前农村普遍采用的一种以家庭承包为主体的经营模式而提出来的。以家庭承包作为农业经营的主体尤其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已经跟我们的社会发展不相协调了，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的面貌，增加农民的收入，增加农产品的供给，都需要有一定的生产规模。

刘尚希：家庭农场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提法。我们国家的农业是小户经营，规模相当小，也相当不规范。农业要现代化，经营形式也要与时俱进。有一部分承包地可以通过转让的方式，在集体所有制的条件下变成家庭农场。这个与西方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农场还是有区别的。我们的家庭农场土地所有权仍然是集体的，但是经营是家庭的，也可以说是在过去的种植养殖大户经营基础上形成的新的经营主体。在这个规模效益下，可以使用大型农业机械，可以雇佣更多的人来从事技术、经营、管理等工作，这种经营方式与现代农业更接近。

刘登高：家庭农场是现在农业一个新的起点，它是从家庭承包、家庭经营、专业户发展而来的，不应该把它们对立起来。它是企业式的行为，从家庭农场的角度来认识农业，比区分哪些是家庭农场、哪些不是要好得多。

用家庭农场来概括整个农业，我觉得从总概念上是好的，但是如果不认真理解的话，就会产生用家庭农场来取代承包户、取代专业大户的误解。

家庭农场就是要适度规模化

南方日报：温鹏程代表，您身边有没有家庭农场的例子？家庭农场的标准是什么？

温鹏程：农业发展要引入现代化的管理，家庭农场的方向主要是以盈利为主。我们从1987年开始搞“公司+农户”的合作，2010年下半年我们公司提出家庭农场，下一阶段应该是“公司+家庭农场”，即所谓家庭农场就是要适度规模化。一个家庭，夫妻两人作为主要劳动力，可以适度聘用和补充一些劳动力。家庭农场不再是依靠劳动力的劳作来获得收入，而是靠技术、管理、设备来提高产出，同时也要依靠一定积蓄和融资能力来增加农场的场地建设。

刘尚希：家庭农场在我国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从家庭的承包、经营到家庭专业的种植养殖户，再到家庭农场。家庭农场不是工厂，它的基本特征是有雇工，从事农业，并且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如果具备了这三个基本特征，都可以算作家庭农场，雇几百号人是大农场，雇几十号人就是小农场，应该更多地从内涵上去理解家庭农场，而不在于大与小的精确区分。

刘登高：对。其实并不是突然出现了家庭农场，在中央一号文件出来以前，全国各地就有不少发展形势良好的家庭农场。从家庭自给生产变成商品经济，从以家庭劳动为主变成机械化程度更高的农业，从传统的管理变成企业化管理，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家庭农场的内涵。我发现中央一号文件颁布后，很多地方包括一些媒体都在讨论多大才算家庭农场，我觉得这是对中央文件的曲解。我们应该鼓励家庭农场的发展，主要是看它对市场的满足程度、受市场的欢迎程度以及产品的安全程度。

“现代农业的本质应该是人的现代化”

南方日报：从一个小的农户发展到家庭农场，这中间是会遇到一些问题的。温鹏程代表，您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

温鹏程：农民搞家庭农场肯定要扩大规模。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扩大土地利用面积，无论是种还是养都面临这个问题。土地已经分到农户，靠农户自身的力量去协调是有困难的。第二是生产环境的交通、电力、供水问题。第三是银行贷款遇到障碍。

刘登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提高农场主、农户的管理水平。还需要一个好的经营团队，和相关的社会化服务机制，即中央提出来的产业组织体系。这个体系包括资金、物流、信息和外部公司的合作和出口。

刘尚希：现代农业的本质应该是人的现代化，农民的现代化。关键是怎么提高广大农民的素质，转变经营理念。这方面政府应当提供引导和帮助，发现好的经营苗子应该去培育。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干农活，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去了，靠老人又不现实，还得靠一批年轻人留在农村发展家庭农场，这是一个基础性问题。

资金方面也很重要，农民实际上没有什么可用以抵押贷款的资源，土地不行，宅基地不能转让，上面盖房子也卖不出去，没有市场评估的价值，银行不能做抵押。怎么从金融方面去支持家庭农场，是我们的体制和政策需要考虑完善的。

第三是制度，家庭农场在土地的所有权上还是集体所有。我们在集体所有的基础上搞土地确权，但这是产权，不是所有权，跟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又涉及到跟其他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何处理，家庭农场和集体土地的关系怎么处理好，这些都是现实中的短板。

家庭农场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这是跟它的能力相匹配的，国家应该有意识地去培养一批农场经营者。我们大部分农民是中等收入，要发展家庭农场同时还要提倡农村合作社，服务主体是合作社，生产主体是家庭农场主，两者合作才会成为中国特色的农业生产体系。

农村投资，政府不能“拉郎配”

南方日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0年聚焦“三农”，今年提出要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农村改革发展。当中提及的“资本下乡”尤其引人关注，各位怎么看？

刘登高：我们的农业发展一个重大的问题是资本的供求机制没有形成，就像温代表说的，急需资金和贷款，农村的资金到哪去了？我做过大量的调查，我们的储蓄金大量来自农村，打工收入都存在了信用社，而这些储蓄金大量地用于城市，农村资金流出是影响农业发展的根本，本来是农业资金，结果变成了房地产资金。　　资本下乡主要包括两层意思，一是财政资金大量地向农业倾斜，二是社会资金投向农业领域。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这两个资金必须遏制两个倾向：一个是截流国家资金，二是圈农民的土地，这两个倾向是相当危险的。农村需要两个渠道进行融资，一是从银行系统提供更多的优惠贷款，二是企业到农村去投资，我认为要采取自愿的原则，到农村去包地农民要自愿，政府对此不要大包大揽，尊重市场供求关系，绝对不能“拉郎配”。

刘尚希：“三农”问题的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资本下乡，而在于资本化。农村并不缺少资源，农民手里也有一些储蓄，但是那些储蓄没办法在农村资本化，土地也没办法资本化，它的管理能力也没办法资本化，因为我们这个市场经济相对来说主要还是在城市里，在农村里市场化还存在很多障碍。比如土地能不能入股，能不能抵押贷款，如果可以就意味着土地资本化了。农村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社会资本，这些资本培育起来了，“三农”才能真正有出头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