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宫靖 张艳玲 见习记者 崔筝

    本刊2月14日刊出封面报道“镉米杀机”后，中国多地政府部门迅速作出反应。北京、南京、海口、昆明、厦门、青岛等城市的质监部门均对媒体表示，近期当地市场抽检未见镉米。

    本刊记者还从多个渠道获悉，此次镉米舆情，已经传递到相关部委高层。农业部官员则告诉本刊记者，镉米污染问题由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牵头负责。

    多地关注镉米

    2月14日以来，中国内地多个城市的农业、质监或粮食部门陆续通过媒体，称本地市场上没有镉超标大米。还有一些地区的政府部门，表示将进行摸查或调查。

    据《北京晨报》报道，京粮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市民餐桌上的大米主要来自黑龙江、辽宁、吉林等地，极少量来自南方，但也都远离本刊“中国大米污染不完全分布图”上所显示的广西阳朔兴坪镇等地。

    上海市粮油行业协会秘书长赵志伟对《新闻晨报 (微博)》称，上海市售大米主要来自东北、江苏等地，很少有湖南、江西等地的大米，且大米在进入正规粮油便利店、超市、卖场之前，供应商须提供产地合格证。

    广东也迅即表态。据《新快报》报道，广州市质监局表示，尽管根据国家标准，镉并非大米的必检项目，但近两三年质监部门已经把镉纳入检测中，目前尚未发现本地产大米出现镉超标现象。广州市工商局则表示，针对媒体曝光的镉超标产地大米，已着手对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进行摸查登记。而广东省农业厅表示，广东大米一直都有检测镉，尚未收到相关报告，目前正积极了解调查广东大米的相关情况。

    《南国都市报》报道称，海口市质监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春节期间曾对海口及周边县份进行检测，检测中凡是获证企业的大米都未出现镉超标。镉一般在重工业比较多的地方土壤中存在，而海口周边没有重工业。

    广西南宁农业局办公室副主任杜勇则告诉《当代生活报》，几年前确曾听说桂林阳朔县出现过稻米镉金属超标，但南宁市多年来未接到有关镉米的任何报告。此外，他在第一时间将镉米的相关媒体报道转给局里的农艺师和稻米专家看，大家认为稻米镉金属超标主要分布在矿山密集区域或者是大型化工企业常年存在的地方，而这两个条件南宁市均不具备。

    《东南快报》记者从福建省质监部门获得的消息则是，该省2011年1月13日公告的2010年四季度全省粮食加工品监督抽查结果，共抽查442家企业生产的456批次粮食加工品，产品抽样批次不合格率为零。

    不过，与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表态相比，学者的研究却揭示出另外一番景象。例如，广州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陈迪云教授等人近几年发布的多篇论文披露，福建沿海一些地区稻米中镉含量超标。该研究小组2008年在福建沿海地区10条主要流域布点采集水稻样品185件，结果有16.8%的样品铅超标，11.4%的样品镉超标，而镉和铅含量高的样品主要集中分布在漳州、福州、福清等工业发达的城市周边地区。

    警惕环境健康危机

    除了政府部门，多位专家也就镉米问题发表观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于保平研究员表示，他在2002年就听说过这方面的问题，一些地区的地方政府说耕地受到重金属严重污染。但一些地区，明知有污染，还让老百姓种，“污染面太大，地方政府也管不过来。”

    当然，有专家表示，镉米问题在中国并不算突出，镉米对人体的伤害也没有人们想像中那么严重。一位研究人员称：“在我多年的研究中，的确发现有些地方土壤污染严重，而当地百姓又常年食用被镉污染了的大米，有的群众确实吃了20年、30年，甚至年头更长。但是据我们观察，没有出现大的严重健康问题，只是有一些初步症状，有些污染区人群甚至看不到明显的健康异常。”

    本刊记者还获悉，2010年11月，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在贵阳召开了《贵州省赫章县污染及人群健康状况调查》项目验收会议。这是中国首次按照《环境镉污染所致健康危害区判定标准》(GB/T17221－1998)技术要求，对镉污染区进行系统性评价，调查结果显示：赫章县土壤环境镉污染严重，当地人群日均和最大累积镉摄入量仍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最大允许暴露值，但人群健康损害尚未达到该标准的判定条件。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小川表示，目前中国还没有出现普遍的镉中毒现象。可能在一些职业病中有体现，但缺乏流行病学上的证据。

    不过，潘小川指出，随着政策管控的不断加强，近些年工业排污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轻和改善，但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危害需要长期积累才会显现，在时间上具有滞后性。中国正在进入因重金属污染造成的环境健康危机高发期。

    在日本富山县，由于镉污染导致的痛痛病患者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维权，1972年诉讼获胜，但直到最近两年仍有人被认定为痛痛病患者。

    专家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镉米只是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的一个缩影。根据各个污染区的不同情形，稻米中超标的有害重金属不只是镉，可能还包括砷、汞、铅等。除了稻米，其他农作物同样可能受到重金属超标的影响。无论如何，以镉米为代表的重金属污染问题，都值得全社会警惕。

    潘小川教授强调，除了加强污染控制，政府应该牵头组织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尤其在尚未爆发环境健康危机但有过严重污染历史的地区，需亡羊补牢，早做准备，包括建立预警机制、对暴露人群实施保护措施等。可以预见，环境污染导致的健康危机将继续出现，“想压也压不住。”

    镉污染调查难

    多位专家表示，在镉米等重金属污染以及对健康影响的问题上，相关调查和基础性研究极为缺乏。而现实中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可能遭遇重重阻力。

    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环境所研究员尚琪表示，他们近年到镉污染区进行健康调查时，面临不少难题。

    通常的情况是，疾病控制机构的调查未及全面展开，当地即出现聚众和上访事件；随后，地方政府便不支持学术机构的调查；最终这类调查往往不了了之。

     尚琪说，这种情况导致学术界和高层政府无法全面了解镉污染区居民健康状况。因此，他呼吁公众未来能够支持调查，理性看待镉污染问题。

    而本刊记者访问的大多数食用镉米的村庄中，村民皆表示政府部门从未组织过镉是否超标的体检，也未听说有卫生或疾病控制部门的调查人员来过。

    多位学者向本刊记者确认，由于担心出现上访事件，地方政府往往阻挠学者的调查，同时也不愿让村民知道较为真实的镉污染现状。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主任王灿发教授还指出，与土壤污染相关的诉讼很难开展。

    2008年，王灿发接触过湖北省大冶市镉污染严重的一个村子。“当时有村干部找到我们，希望通过打官司要点赔偿，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再无下文。”王灿发的团队希望找到具体村民，以受害个体提起诉讼，但村干部要求代表整体村民，不让他们接触具体村民。

    此外，在广东省北部的大宝山矿区，有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显示，当地的镉等重金属污染非常严重。“河水都是红色的。”王灿发说，但等到2007年着手诉讼时，检测显示当地土壤和居民体内的镉超标又不那么严重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台湾如何应对镉米

    台湾农业部门官员表示，岛内土壤污染管控推行多年，近年来未再传出镉污染消息

    《新世纪》周刊 特派台北记者 唐家婕

    连日来，台湾平面及电视媒体皆引述本刊的“镉米杀机”报道，关注大陆镉米污染的情况及后续处理。

    其实，台湾人对镉米并不陌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也曾爆发镉米事件，其中学课本还详细记录了当初的“镉米事件”，并对镉污染造成的“痛痛病”有清楚的描述。

    1982年，桃园县出现台湾第一宗镉米事件。调查发现，污染源头是工厂的含镉废水。农民用污水灌溉，产出的大米镉含量超过台湾规定的允许值0.4毫克/千克。这个标准与日本相仿，比大陆的0.2毫克/千克宽松。此事曝光后，政府强制农田休耕，并要求环保部门提出整治计划。

    但镉污染并未销声匿迹。1996年，台湾中南部的彰化和美、云林虎尾、台中大甲也出现一连串镉米事件。媒体调查后更发现，彰化平原的米仓已被工厂废水污染几十年，只是消息一直被掩盖。

    上世纪70年代台湾开始的中山高速公路等“十大建设”，带动了台湾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而彰化平原上一块块良田上，也盖起了违规电镀工厂，其排出的重金属废水对环境造成伤害。

    台湾“农委会”统计，全岛80多万公顷农地中，按照台湾标准，第4级农地污染面积约5万公顷，第5级农地污染面积约790公顷。第5级是指土壤中有外来重金属介入，应列为重点监测地区，并进行相关工作。

    与大陆相比，台湾重金属污染土地的面积其实相当有限，但在环保意识逐渐抬头的台湾，镉米等重金属污染事件一度引发民众哗然。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就会开始关心吃的健康。”台湾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董事长陈曼丽告诉本刊记者，“当时我们非常关注爆发的镉米事件，就像一群什么都管的婆婆妈妈，觉得面对生活环境的病态与教育的缺失，应该勇于行动。”

    从走上街头抗议镉米事件开始，这家成立于1989年的非政府组织，开始推动台湾的土壤保护。多个环保团体也逐渐以结盟的方式，发动地方民众与民意代表，向政府部门陈情。

   在政府层面，土壤重金属污染开始受到管控。1999年，台湾“经济部”发布《台湾省地下水管制办法》；2002年，“环保署”公布《农地土壤重金属调查及列管计划》；2005年，《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通过。台湾农地污染管控也有了更详细的权责分工——“环保署”负责农地污染管理，定期进行水质、土壤的采样检验；“农委会”担任辅导农民的角色；“卫生署”职掌市售商品的检验。

    2005年底，时任台湾“环保署长”的郝龙斌率队稽查全台污染农田周围的非法电镀工厂，他还强调，依据法律，未来所有严重污染的土地都要整治，现在要找出污染制造者，并课以重罚，以支付未来农地整治每公顷上千万新台币的庞大经费。

    对于遭受污染的土地，台湾“环保署”用“翻土稀释”方法等进行修复整治。“农委会农粮署”黄科长告诉本刊记者，台湾在土壤整治处理上的固定程序，已使岛内农业土地有了严格管控。

    据他介绍，台湾农业区设置了地下水抽测机，定期筛检地下水的重金属含量；在工厂附近则设置“水质监测站”，一旦工厂排出废水，马上会有反应，然后用大尺度到小尺度的方式抽检土壤和作物。大尺度是以每1000米抽一个样品来做检验，再缩小到500、200、100米的范围，“其实有镉污染的农作物会长得很差的，看作物也可以有端倪。”

    “这些工作行之有年，我们现在仍在进行后续的追踪。近几年台湾没有再传出有镉污染的消息了。”黄科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