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部城市长沙，农村环境污染曾日趋严重，点源、面源污染共存，生活和工业污染叠加，城市污染加速向农村转移。据湖南省第一次全国污染源调查，长沙每年农村污染物排放中，仅畜禽养殖污水就达８０００万吨、化学需氧量１３．５万吨，是城市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２．５倍；产生生活垃圾１４７万吨，为城市的１．６倍。一些村民形象地说农村环境“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

    近几年中国城市普遍加强环境监管，许多污染企业无法在城市立足，开始向郊区和农村转移，一些城郊地区也开始成为城市生活垃圾和工业废渣的堆放地。据环境保护部的一项统计，中国因固体废弃物堆存而被占用、毁损的农田面积已超过２００万亩。

    专家提出，在二元社会结构下，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大部分投到了工业和城市，农村环境保护被长期忽视。南开大学循环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军峰说，各种污染不仅影响到数亿农村人口的生活，甚至通过水、大气污染和食品污染等渠道，最终影响到城市人口。但与城市环境治理比较，农村污染点多面广，农民群众的环保意识淡薄，污染的责任主体不明，治理难度更大，而后果更为严重。

    面对农村环境难题，长沙市开始在中国率先启动“农村环境整治工程”，逐步建立“政府主导、村民自治、城乡统筹、科学发展”的农村污染治理新模式。

    “不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环境治理将很难成功。”长沙市环保局局长黎建说，这项改革充分发挥农民群众主体作用，建立一个环保村规民约、一个村级环保促进会、一个环保宣传栏、一个环保规划、一个环保合作社。经过３年多推广，６００多个村成为农村环保自治村，农村污染从以前的“有人怨、无人理”到如今的“自我约束、村民自治”。

    浏阳市葛家乡金塘村虽然养猪大户很多，但房前屋后却十分干净整洁。“要在3年前，这里还是前屋养猪后屋住人，屋前屋后污水横流、臭气熏天。”村支书王乐定说，以前村里“家不来客、客不喝茶”，可这几年，金塘村制定了“村级环保规划”“环保村规民约”“村级环保促进会”“村级环保听证会”，大家都自觉执行环保规划，全村设定了禁养区、限养区和适养区。

    ２００９年４月，长安组村民余仁庭曾申请在家门口扩建一个存栏２００头的猪场，村级环保促进会组织左邻右舍，召开“环保听证会”。由于是限养区，申请设址下方不远处有４口水井，与会的４户邻居一致反对，余仁庭的猪场扩建计划不得不就此停止。

    但在适养区，村里则统一规划了养殖小区，财政奖励补助１００多万元，全村推广生物酶发酵“零排放”等技术，修建沼气池２７０余个，大型污水处理池１０余处，实现污染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农村环境治理离不开大量资金投入，黎建说，长沙创建“政府各级配套投入、污染企业约束性投入”，有奖有惩的投入机制，确保农村环保的资金投入。长沙县以中国第一个农村环境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为载体，建立财政预算与市场融资、村民出资与政府“以奖促治”相结合的投入机制，通过财政带动效益，全市吸引社会环保投资近１０亿元。

    专家提出，农村环保法律法规和制度不完善、环保资金投入严重不足、环保监管能力薄弱等，都是造成中国农村环境形势严峻的重要原因。

    ２００８年，长沙市建立环境资源交易所，将排污权指标、环保技术指标和生态环境指标纳入交易范围，成功实施了首次排污权交易拍卖。２００９年，率先实施环境风险责任保险制度，在造纸、采矿和规模养殖行业全面推行，如今已有６４家企业购买环境风险责任保险。２０１０年，长沙市出台《关于实施环境经济政策的指导意见》，其中包含建立排污权交易、生态环境资源补偿、环境风险责任保险等８项制度，进一步完善了农村环保的投入机制。

    中国全力加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净化“城市餐桌”。２００９年，中国通过“以奖促治”政策深入推进农村污染治理，中央财政设立农村环保专项资金，投入１５亿元，支持２１６０多个村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和生态示范建设，带动地方投资达２５亿元，直接受益农民达１３００万人。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李干杰说，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对农村环境保护提出了新要求，中国将积极探索农村环保新道路，着力解决危害农民群众身体健康和影响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环境问题，有效遏制城市和工业污染向农村地区转移。（参与采写记者：明星、蔡敏）（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