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的科技奖励，可以说是一种科学公共事件。这就不仅仅是给予物质褒扬，更会成为一种科研导向。一项有违科技伦理、有违社会共识的技术被肯定，负导向作用明显。

　　烟草“降害”技术该不该参评国家科技奖？12日卫生部表示：所谓的低危害烟草制品研究项目，不应该参加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评选。

　　评奖是一种肯定，烟草降害技术位列其中，必会遭致非议。即便这项研究的目的是“降害”，它所起到的客观作用仍可能是“增害”。这一技术若被肯定，难免会降低人们对烟草危害的警惕，进而促进烟草消费，损害更多人的生命健康。

　　比如，今年入选国家科技奖受理名录的“中式卷烟”项目的公示材料中，直言“提升了产品质量和市场适应性，近3年累计实现新增销售收入1735.74亿元”，这就是“增害”的明证，这样的研究不仅与控烟事业相悖，更有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卷烟吸引力之虞。

　　其实，烟草类研究曾多次获奖，其中不乏“降低卷烟烟气中有害成分”这类所谓降害技术研究。国家级的科技奖励，可以说是一种科学公共事件。这就不仅仅是给予物质褒扬，更会成为一种科研导向。一项有违科技伦理、有违社会共识的技术被肯定，负导向作用明显。

　　科技从来就不是书斋中的死学问，每一项研究都可能产生这样那样的社会影响。要肯定一项研究，不能忽视其社会效应，更何况即便是研究本身也还存在较大争议。正如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副主任姜垣指出，烟草含有7000多种物质，至少包括69种致癌物、200多种有害物，仅仅焦油量降低，并没有达到降害效果。

　　不可否认，科研也会有利益驱动。当科研利益与社会利益相悖时，科技的伦理困境就会出现。2010年，中国烟草总公司净利润高达1177亿元，相当于每天净赚3.2亿元，烟草经济甚至成为一些地方的支柱产业。在这样的情况下，烟草方面的科研，难免为扩大烟草产销量服务。这不仅是科研人员需要面临的选择，也是对科研利益导向的拷问。

　　随着科技的边界不断向前推进，它所面临的伦理困境也越来越复杂。从广岛长崎的悲剧到福岛电站的危机，屡屡引发对核技术反省；克隆羊多利带来震撼，也带来对于生命本质的思考。烟草科技的困境，或许没有如此极端，但本质上却是一样。或许，在给予肯定之前，更应该突破一时一事一地的局限，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问一问：它是否真正有利于社会？

　　卫生部部长陈竺曾指出，中国是“世界上烟草危害负担最重的国家”。各种鼓励或变相鼓励吸烟的行为，都应该遭遇阻击。因为，这不仅涉及公众健康权，更涉及一个时代的价值导向、社会风尚问题。

　　本报特约评论员金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