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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当然，更大的隐患来源于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下降和农业生产效率的低下。如果我国农业生产效率能够达到美国的水平，即使全国有一半的粮食产区发生自然灾害，因生产效率提高所增加的粮食供给也足以确保我国的粮食安全。而这个假设的目标正是我们今后必须要努力的方向。关键是这一步如何走。我认为，当务之急是重新定位农业，再依此调整农业政策。
我国过去对农业政策的定位是解决温饱，主导思路是工业补贴农业（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是这种定位），即以低廉的价格向农业提供生产资料，这种政策定位及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激发出来的生产热情，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提高了农民的收入。1978年至1984年间，我国农民名义与实际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7.9％和17.7％（两者相差仅0.2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从1978年时的2.57：1，逐步降低到1983年的1.82：1。这一阶段是农民种粮积极性最高的阶段，它意味着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不与世界其他国家争粮，为促进世界粮价的稳定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是，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我国对农业的定位悄悄步入了农业补贴工业阶段，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而粮价却不断下滑，最终导致了农民收入的下降和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锐减。在1992年至1995年间，农民名义收入年均递增22.0％，实际收入仅递增4.8％，两者之间的差距达到惊人的17.2个百分点。而且，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从1983年的1.82：1扩大到了2007年的3.32：1！
当我们面对由粮价上涨带动的相关物价上涨忧心如焚的时候，对照一下国际粮价就会发现，我国不少粮食品种价格都不及国际粮价的50％左右，而在我国加入WTO时，当时的朱镕基总理最担忧的还是发达国家低廉的粮价对我国农民收入所造成的冲击。这实际上意味着农民的利益在被压缩，而目前的粮价上涨其实是我国对农业过分透支的结果，是对此前对农民欠账的一种补偿。
解决不了农业问题，就无法阻止粮价过快上涨，因为对农业的“补偿”将继续（尤其是在国际粮价以更快速度上涨的情况下），自然也就难以把CPI控制在既定目标之内。而目前，尽管我国近几年来的政策不断向农业倾斜，但基本上都被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大幅上涨所吞噬；尽管也强调工业反哺农业，但农业补贴工业的现状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因农民种粮亏损，积极性受挫所导致的土地抛荒现象就是一个最直接的证明。有两个数据足可以说明土地抛荒这一问题的日益严重。一是4月24日的《南方周末》，引用江西省宜黄县（农业县）统计局副局长李昌金的说法，该县26万多亩耕地中，全年性抛荒的保守估计已高达12％。另外还有大量农田是三季种两季，两季种一季。二是4月27日央视《经济半小时》对重庆的调查，目前“已有11%的耕地不再种粮。”
在粮食危机逼近的情况下，如此大面积的抛荒现象令人震惊。这是对土地资源的最大浪费，尤其是对我们这个人均耕地面积少（世界人均耕地面积为4.8亩，我国人只有1.3亩）的国家而言，这种浪费令人尤为痛心。为何在惠农政策接连出台的情况下，农民种粮还亏损？因为有个根本问题没解决，即对农业的定位依然处在农业补贴工业层面。鉴于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对农业的定位都是工业补贴农业，甚至是以工业养农业。比如，英、法等国的农民每年可获得的补贴上限是30万美元，美国则高达36万美元。因此，在国际粮价上涨时，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政府不急不忙——高效率的农业生产使他们有充足的粮食供应。美国农业部预测，2008财年，美国农产品出口将达到创纪录的1010亿美元！
工业反哺农业必须体现在实践中和效果上。2007年是我国对农业补贴力度最大的一年，种粮农民平均每亩地也只得到27元补贴。从效果来看，农业生产资料企业的利润增长率远超过农业生产，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农民，而农村的CPI涨幅持续高于城市，说明对工业反哺农业的定位有待通过对农业更大的扶持力度体现出来。比如，通过对农业生产资源企业减税、免税或财政补贴，降低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等。
工业补贴农业并不意味着农业可以坐享其成。实际上，我国农业有很大潜力可挖掘。比如，现在应该尽快解决的问题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而土地抛荒实际上为农业集约化生产提供了一个契机。在农民不愿意耕种土地的情况下，不如调整农业政策，让农民以土地入股，把土地集中起来进行生产，让他们从中分取红利。这样，既可消除农民的后顾之忧，解决土地抛荒问题，还可以大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使我国的粮食安全更有保障。
在通胀压力居高不下、国际粮食危机逼近等内外环境同时严峻的情况下，我国对农业的定位应该从解决温饱向农业强国转变，主导思路应明确为工业补贴农业——当然是指在实践中，要切实体现在效果上。这一步做好了，粮食危机与CPI涨速过快的问题可同时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