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年争议未绝，数位国家高层批示，小小餐盒魔力非凡

　　一个小小的餐盒，牵动国务院领导关注，令国家发改委、质检总局、工商总局、环保部、工信部等各大部委为之费神。小小餐盒究竟有何魔力，为何十年前被禁，十年后突然又要起死回生，是国家环保产业政策大倒退，还是顺应市场所需？其间又进行了如何惊心动魄的利益追逐？

　　泡沫餐盒起死回生？

　　绿色产品还是白色污染源？解禁还是继续执行禁令？一个萦绕中国一次性餐具长达十数年之久的问题，在这个夏天被引爆。

　　引发这场口诛笔伐的是8月中央电视台的一期节目。广州一家生产一次性发泡餐盒的企业被曝光。节目中，发泡餐盒焚烧后冒着黑烟，餐盒“有毒”消息不胫而走。

　　一次性发泡餐盒又称泡沫餐盒，主要材质是聚苯乙烯，具有质轻、保温、耐油、抗水和价格低廉等特点。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发泡餐盒全国市场销量超过100亿只。

　　过去十年内，占中国一次性餐盒2/3市场份额的发泡餐盒一直未能获得合法身份。自1999年发泡塑料餐具被“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以来，一次性发泡餐盒的生产一直属于“地下生产”。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在即将出台的2010年版产业结构调整和指导目录意见征求稿中，已将原先被列入“淘汰类目录”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盒删除。

　　这则未经官方认可，由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透露的消息意味着，“白色污染”的一次性发泡餐盒今后可以公开生产和使用。

　　中国塑协塑料技术协作委员会杨惠娣公开撰文称，这又一次证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开禁消息迅即引发轩然大波。

　　反对解禁的专家董金狮认为，如果最新产业结构调整的淘汰目录删除了发泡餐盒，就说明国家产业政策犹如儿戏，朝令夕改。董一直关注发泡餐盒，目前担任国际食品包装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本周一，国家发改委产业协调司司长陈斌亦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征求意见还在进行中，在指导目录最终出台之前，不便透露具体内容。

　　解禁还是继续维持禁令，至今是谜。不过，围绕小小餐盒，解禁派与反对派相互攻讦已然开始。小小餐盒究竟有何魔力？其隐藏了什么样的争执？

　　一次性发泡餐盒从被禁的那天起，就惊动了多位国务院领导。而最引发高层关注的则是“白色污染”。

　　1998年，长江大水，当时正在视察汛情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看到了震惊一幕。当时媒体报道称，长江江面白色漂浮物，最厚处达一米五，站上去一个人也不成问题，甚至拥堵了葛洲坝发电机组。

　　“不要让白色污染跨世纪”，当年9月22日，原国家环保总局与建设部、交通部、国家旅游局联合下文，禁止在铁路车站和旅客列车、长江及太湖等内河水域航运的客船和旅游船上使用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在上述文件出台前，国家有关部委曾就禁“白”令的范围产生分歧，为此专门召开两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就“该不该禁”，是“禁用、禁销还是禁产”等问题进行讨论，最终决定釜底抽薪——“禁产”；第二次讨论“局部禁还是全国禁”，最后决定全国一盘棋——禁止，并上报当时国务院一位副总理。

　　一年后，1999年1月23日，原国家经贸委发布了“6号令”。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被列入限期淘汰项目之中，到2000年底前停止使用。“6号令”虽然规定了缓冲期，然两年的缓冲期并未彻底禁白。2001年3月18日，朱镕基总理再次批示，要求相关部委就白色污染问题予以研究。

　　不到一月，国家经贸委发文，要求立即停止生产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同年5月，经贸委连下两道禁令，要求对违法企业依法查处。次年1月，国家四委局又联合发文，重申禁令。

　　为了彻底“禁白”，2005年版和2007年版产业结构调整和指导目录均将一次性发泡餐盒列为淘汰类产品。

　　“地下”餐盒

　　对国内发泡餐盒生产企业而言，禁令等同于噩耗。数据显示，1999年，中国生产一次性发泡餐盒的生产线有170多条。“6号令”之后，纸浆模塑餐盒、降解餐盒、植物纤维素餐盒、纸板复合餐盒等各种推荐环保型餐盒迅速发展。以纸浆模塑餐盒为例，其厂家从100家发展到600多家。原国务院全国包装改进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李沛生说，当时他在参加全国会议之时反对纸浆模塑搞餐盒，“竞争力不行，应该搞其他包装”。

　　2002年之后，在价格等原因刺激下，这些火爆一时的环保餐盒纷纷败于发泡餐盒之下。最终，市场只留下一次性发泡餐盒和聚丙乙烯餐盒。“地下”餐盒卷土重来。珠三角和长三角出现了很多大型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盒生产企业，年产量猛增20亿只以上。

　　这些生产一次性发泡餐盒的企业不仅供应国内，而且直接出口。以珠海新富华快餐用品有限公司为例，其生产的一次性发泡餐盒甚至销往了美洲、澳洲、欧洲、中美洲等地。“每月出口40条货柜，销售旺季多达60条货柜”。

　　10年内，发泡餐盒非但没有禁止，反而规模越来越大。

　　一端是不断激增的发泡餐盒，一端却是荒废的餐盒回收利用体系。

　　以北京市为例，1997年，北京市的6家一次性发泡餐盒生产企业曾投资三千多万元，建立了8个回收站，“6号令”之后，这些回收设备处理量从年回收1834吨一落千丈，到2001年仅剩896吨，回收点也萎缩至3个。

　　餐盒解禁，再惊高层

　　“6号令”铡刀下，地方政府也左右为难。李沛生回忆，2005年他曾前往常州调研，环保局的官员告诉他，当地64家超市老总写信，坚决不用环保餐盒，还用发泡餐盒，“环保局封了餐盒，人家撕了(封条)，后来当地一位领导说那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在此情况之下，国家相关部委组织协会、专家召开了数次会议，研究发泡餐盒究竟禁止还是解禁。

　　2005年，李沛生和其他专家从全国发泡餐盒企业调研回来后，与国务院研究室、全国人大环资委、质检总局、城建部等单位举行研讨会。

　　让李沛生哭笑不得的是，本意来参加研讨会的国家发改委产业政策司的一位主管官员临时变卦，“担心企业围攻他，其他单位不怕，你怎么怕呢？”

　　一年后，国务院参事叶汝求、石定寰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写信，建议修改“6号令”，允许各地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全面回收与部分禁止相结合的办法。

　　这种上书、批示、征求意见一直持续到2009年。

　　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玉庆提出应该科学对待一次性发泡餐具的5185号提案。此后，国务院两位参事写给总理的信件和5185号提案都转到了工信部产业政策司。

　　2009年7月30日，工信部专门召开全国专家座谈会。参会人士回忆，“7·30”会议经过了长达6个半小时的辩论。

　　会上，解禁派认为，国家产业政策应该顺应现实。“有错为什么不能改。”

　　反对派则认为，发泡餐盒恢复可以，但要有几个条件。第一，产品质量要保证，不能用废塑料；第二，回收怎么解决，是政府还是企业来解决？

　　据南方周末记者看到的会议纪要，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全国政协5185号提案和国务院参事建议中的意见：建议一次性发泡塑料餐盒餐具不应继续列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淘汰的落后产品。

　　事实上，小小餐盒自始至终牵动国家高层。

　　国家发改委一位副主任曾对李沛生说，一次在国务院内部会议上，有位副总理还在问他，小小餐盒怎么禁不住呢？

　　蹊跷的是，国家高层的各种批示最终均消融在几大部委的研讨会中。

　　董金狮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次性发泡餐盒开始由原经贸委也即后来的发改委负责。后来转由工信部负责，主管一年多。“发改委是反对恢复的。一方面是两届高层领导批示，此外发改委不能自己否定自己的文件。”董金狮说。

　　据董金狮介绍，工信部后来之所以无法操作，因为发改委老是不同意，最终，工信部又将发泡餐盒推给发改委。发改委后来成立的产业协调司负责“处理遗留下来的问题”。由于一次性发泡餐盒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产业协调司在制定新的产业政策之时，又要协调。

　　今年1月，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就一次性发泡餐盒，再次召开了20人的会议征求意见。会上两个中立派的协会称，政府怎么制定，我们怎么执行。

　　长期关注白色污染的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认为，对社会采取的任何一种方法，哪怕一个正确的决定，也要尽可能考虑不利因素和反对之声。“如果当年禁止塑料餐盒是一个仓促的决定，我担心的是现在的恢复是不是一个理性的结果。”

　　国家发改委一位副主任曾戏言，“一个小小的餐盒惊动了三位副总理，惊动了那么多部委领导。8年就是抗战，也把鬼子都打跑了。”

　　李沛生说，白色污染是因为管理不善和人们随意丢弃造成的，“我们建议一次性快餐具的发展方向是遵循循环经济，走回收利用之路，推广上海的三分钱管理工程经验。”

　　上海早在2000年就制定了“源头控制、回收利用、逐步禁止、鼓励替代”的发泡餐盒回收政策。对单只重量为5克的一次性塑料餐盒，回收时征收三分钱。这也是“6号令”之后，尚存的回收政策。

　　餐盒“生意”

　　摇摆不定的产业政策，特别是“6号令”以及迅猛发展的发泡餐盒，为很多人创造了“生意”。解禁派即认为，以董金狮为首的反对解禁派获益颇丰。

　　董金狮，现任香港国际食品包装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以餐盒打假行走于江浙沪和京津一带。曾震动一时的北京两大知名餐饮企业使用劣质餐盒，其官司的原告正是董金狮。

　　公开资料显示，广东和江苏等地多家餐盒生产企业经董金狮举报后被查、停产，而此举则被解禁派认为是董以打假为名，行盈利之实。

　　解禁派同时指出，国际食品包装协会与凯发环保技术咨询中心关系不清。这主要源于董金狮同时任北京凯发环保技术咨询中心的主任，该中心为会员提供政策业务咨询，每月收取一千至三千不等的咨询费。目前，有近三十家会员单位。

　　董金狮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并不是国际食品包装协会的法定代表人，真正法定代表人是深圳迅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有意思的是，该公司董事长刘关清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予以否认。

　　按董金狮的说法，国际食品包装协会有一个专门的红黑榜。红榜中的一些企业多年跟踪，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没问题的。他也称，黑榜中也有他们的会员单位。

　　“我们对企业从来都是‘以帮为主，以打为辅，连帮带打，打帮结合’。”董金狮说，“我们这些企业都是交质量保证金，企业产品出了问题我们就扣押金。”

　　此外，他认为，为江苏浙江那边企业提供服务也很正常。“之前我举报过他们，后来都成朋友了。”

　　在这场餐盒争执中，董金狮表示，之所以有人质疑他，是因为“我赚钱比他们容易，他们就是眼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