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袤土地之上，农民生活方式悄然发生着改变。农房被公寓楼取而代之，而村庄第一次被名之以“社区”。农耕文明的承袭，面临空前而彻底的挑战。这一切，无关技术飞跃、无关观念进步，却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农村的自然演化，在强力之下发生了扭转。新“圈地运动”之下，地方掌权者“曲解政策”获利颇丰，而农民却只能流露出落寞的神态。

　　农民群体的“被剥夺感”，在“上楼运动”中再次得以强化。他们在“国家政策”的宏大叙事下，失去了自我维权的底气。虽然人人都有怨言，但终究难以形成有效抵制。于是，本应基于谈判而行的搬迁，呈现着野蛮、强制的一面。在邳州坝头村，农民遭到拆迁队殴打，甚至受到了“沉湖”威胁；而在山东诸城，村里用“停水停电”的方式进行胁迫。“增减挂钩”本意乃刺激土地整合，现实中却诱导了诸多“执行暴力”。农民，又一次成了受害者！

　　即便从效用角度考量，现实版“增减挂钩”也已然背离初衷。按照设计，此举旨在保证各类土地面积平衡的基础上，最终增加耕地有效面积。落实过程中，这个政策很大程度上被简化为“上楼运动”。表面看来，通过实现农民集中居住置换出宅基地，从而自然能有效增加耕地面积。但简单的数字计算，并不能反映实际情况。须知，保证耕地面积并不等于确保产量，也不意味着绝对的粮食安全。效率，是另一个不可回避的维度。

　　可以预见，农民“上楼”势必造成耕作效率下降。一方面，集中居住降低了农业生产的便利性。入住公寓楼拉伸了农田的地理距离，使畜牧副业难以为继。凡此种种，皆会最终影响种地积极性。新闻中，一位村民“大半个月都没有去几公里外的地里做农活”。另一方面，“上楼”意味着生活成本增加——“没了牲口和家畜，做饭暖炕又不能烧柴”、“每年至少要多花5000元”。之后，农民或许倾向于离开农村而另谋生路。以此量之，“上楼运动”无疑是对“粮食安全”的一次背叛。

　　土地的“粘性”在稀释，村庄的依恋在淡化，越来越多农民被驱赶着放弃这个古老职业。政策惨遭异化执行，结局是一种有力的讽刺——一项以确保粮食安全为诉求的规定，而今正发挥着相反的效用。那些急切强推“上楼运动”的掌权者，似乎丝毫不关心“耕地红线”。数以亿计的卖地收益，才是他们的觊觎对象。而这笔收入，本应属于农民、属于后代。来源：辽宁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