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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先后做过农民、中小学教师、县文化局长、县水利局长,去过法国、意大利考察农村水利,在香港中文大学当过访问学者,丰富的基层经验和广阔的国际视野,使这个将近退休年纪的刘放生对目前我国存在的农业危机忧心忡忡。他在第四届南方农村报·中国农村发展论坛上指出,目前正在遭遇的农业危机不是突发性危机,而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中的渐进性危机,是前进性的危机。
身为湖南衡阳县委宣传部主任科员的他用浓浓的湘音,给记者耐心介绍了他50多年的农村经历和7年的农村观察。他认为,眼下农业危机的根本问题是农村、农业和农民创造的收益,以空前的规模转移到了城市。解除农业危机要由“农民主动”转变为“政府主导”,通过政府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中国农业正在遭遇第三次危机”
刘放生以湖南某村为中国农村的一个切片,考察了7年,发现建国以来,农业大体经历了三次危机。
第一次危机是1960年前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产品短缺,威胁了人们的生命安全。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先是“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留山、自留畜和包产到户),到“队(生产队)为基础”,再到(19)80年代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本解决了这次农产品短缺的危机。
第二次危机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剩余农产品太多,主要农产品卖不出去,税费又过高,干群关系恶化。解决这个农产品过剩的危机,也是几个字:免除税费并发放农业补贴,危机一时偃旗息鼓。
短短的几年之后,第三次农业危机到来,粮、油、肉价格大涨。“为什么涨价也是一种危机呢?这对农民不是好事吗?”刘放生笑了笑说,“涨价背后的原因很多,主要原因是生产方式转变过程中造成生产不足,这正是目前的农业危机。”
刘放生给记者举了个湖南s村养生猪的例子,以前农村是“粮猪安天下”,没有收益也会养,风险很小。而现在劳动力大部分转移到了城市,家里老人、小孩不具备养猪条件,而且养猪开始亏本,于是短时间内大家同时不养猪,价格必然上涨。
“农业危机的原因在于劳动力和农村的收益转移到了城市”
刘放生在湖南s村调查发现,目前农业危机具体表现为:劳动力走出城镇,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产品单一,总量减少。主要原因是农村劳动力、农业生产收益、农民生活消费都在快速向城市转移,根本原因是等量投入不等量收益。
刘放生调查的湖南s村,2006年外出就业和居住的村民达到全村总人口的75%,s村基本成了“空心村”,农村里的老人由生产性农民变成了居住型农民。其原因是,城镇工业、服务业的高效益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相同的劳动力,收益却相差很大,这就必然使农村劳动力外流。从事农业的人越来越少,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受到严重威胁。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力、畜力、粪肥被电力、机械、化肥取代,农业生产的分工发展迅速。生产力提高了,农民自然开心,但同时农业的生产成本也提高了。1998年湖南s村每亩地净亏36元；到了2002年,每亩净收入128元；2006年,每亩净收入184元；可到了2008年,每亩净亏21元。这就是因为农业的收益在生产的过程中转移到了城市,城市的化肥厂、农药厂高兴了,农民却亏了,种粮积极性自然不高。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公路的畅通,农民的消费半径逐步扩大,出门打工的农民直接在城里消费了,农民通过消费创造的就业、利润和税收都流向了城市。“三者的转移导致了农民生活改善,却使农业缺乏劳动力,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这就导致了农业生产不足的危机。”刘放生说,“劳动力、资金的外流有利于农民,却不利于农业。”
现在不少农村都是“衰弱的农田,蹒跚的老人,无妈的孩子”,要把它变成“优质的农田、齐全的设备、富饶的产品、快乐的农民”,必须逐步实现投放到农业和第二、三产业上的劳力、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收益同等,实现等量投入等量收益。
“应对农业危机:经营规模化,农民专职化”
刘放生认为,中国目前这种农业危机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但是农业危机不是农民的危机,这对于农民来说可能是好事。“大家收入提高了,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都从城里娶回了漂亮的媳妇,有什么不好?”刘放生笑道,“但是荒废了农业,必然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重大影响。”
如何应对农业危机?
刘放生说,不需要把农民绑在农村,而是要提高从事农业人口的收益,让农民种田能赚钱。
十七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土地可以流转,这就可以逐步扩大经营规模,实现“铁打的承包制,流动的种田人”。
对于占地较多的种植业,目标是增加农产品供应总量,而不是培养农业资本家,这个农地深化改革的目标要明确。可以建立农业收益核算指标体系和农地地租核算指标体系,确定政府的农业补贴,做到承包者和自种者获得承包权和经营权两种收益,耕种流转承包地的,获得规模经营收益。而对于弃耕丢荒的,可以建立惩罚制度。
还可以探索承包权退出机制,对自愿放弃土地承包权的,可以对其实行一次性补贴,转入城镇户口。另外,要健全农村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这样农村的老人就可以放弃耕种保命田,土地的流转就可以加快,规模化经营就更容易实现。
土地规模化之后,政府就要培育一支终身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专业队伍,让他们耕种流转的承包地,提高农田收益。
有了这群职业化的农民之后,政府就要出台配套措施,提高农民种田积极性。比如可以增加种粮直补；为农业的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买单；农业专业户可以优先参加附近由政府投资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增加农闲的收入；健全农业自然灾害保险并条理赔额度；垫资购买农业机械,一定期限后,转为免费提供,以减少农业生产环节收益的流失等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