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长期存在,导致人们多年来一直习惯于接受“跳出‘三农’解决‘三农’”的观点。在这一观点的引导下,人们有意无意间不敢正视甚至回避广大农村日益“空心化”的残酷事实,而避重就轻地大谈如何通过数以亿计的外流农民工在城市里挣血汗钱以提高农民收入。在我看来,如果信奉这种单一的“增收法”,对农民、农村和农业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亮点在于:回归“三农”本位,解决“三农”问题。具体表现为:中央敢于对目前的“三农”形势作这样的事实判断,即“促进农业生产上新台阶的制约越来越多,保持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要求越来越高,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任务越来越重”。怎么办?一号文件提出了激动人心的政策目标,即“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这样的提法,在改革开放以来总共12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中首次出现。任何政策的出台都需要基于可行性,而政策可行性又基于时机和实力。一号文件将此表述为“农业农村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在积累增多”。可以说,今年的一号文件,是真正贯彻落实了5年前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精神,标志着这一国家战略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也标志着我们国家终于有信心也有能力从“三农”自身的发展需求出发,解决“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久拖不决甚至愈演愈烈的原因是复杂的,包括城乡二元体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地域广阔、农业人口众多,等等。尤其是,“三农”问题的现状并非仅仅因为政府对“三农”投入不足所致,应该进一步看到,在城乡二元体制的纵容下,资本的力量几乎不受阻挡地对“三农”进行扩张,圈地、瓦解小农经济、吸走农村资金、无良企业欺压农民工、破坏农村自然生态环境,不一而足。在此背景下,农村不仅劳动力外流,而且包括资金等资源要素也外流。于是,一方面是政府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另一方面是资本在逐利本性的驱动下,各种资源要素无法在农村获得配置。

    一号文件在谈到“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时,特别提及“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因为正规的农村金融机构大多已沦为在农村的“吸储”机器。目前,提供农村信贷的正规金融机构主要有农业银行、农村邮政储蓄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国家金融体制改革之后,农业银行作为国有商业银行,其市场定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业务范围与其他国有商业银行无异,已经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商业的转变。伴随这一转变,农业银行大范围撤并了县域内的机构网点,严格限制贷款权限,大都只存不贷,导致农村资金向城市流动。农村邮政储蓄的功能是吸收农村储蓄资金,通过将储蓄资金转存入中央银行,以转存利率与吸储利率的差额作为其收益来源。只吸储、不放贷成为农村邮政储蓄运营的基本特点。农信社是金融支农的主要机构,但其涉农贷款所占比例却呈下降态势,其中农村经济组织和农户贷款甚至负增长。可以说,如果不限制资本力量在农村的扩张,结果可能是,国家给农村“输血”,不受约束的资本则让农村“失血”。这样,农村不日渐“空心化”倒才奇怪。

    一号文件以“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为标题,已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中央对“三农”战略新的调整,即不再仅仅增加对“三农”的资金投入,而是同时通过构筑强农惠农的政策体系,扭转农村资源要素在资本力量冲击下不断流失的局面,坚决回归“三农”本位,有力解决“三农”问题。这样的决心与举措,在举国破解“三农”困局的征程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作者系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开放时代》主编吴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