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158票赞成、3票反对、4票弃权”获得通过，并将于2009年6月1日起施行。在新法正式实施之日，从1995年开始实行了近1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同时将被废止。

华南理工大学轻工与食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建仙认为，中国去年接连发生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加速了《食品安全法》出台的进程。“《食品安全法》的通过向社会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我国将以更大的力度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根据该法，如果遇到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情况，消费者除可以要求生产者或销售者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其要求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此外，中国的食品安全评价将由“事后”提至“事前”，建立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制度；对经过综合分析表明可能具有较高程度安全风险的食品，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提出食品安全风险警示，并予以公布。

　　《食品安全法》赋予了卫生行政部门食品安全综合协调、重大事故查处、风险监测与评估、信息发布、标准制定、新产品的许可及检验规范的制定等6项重要使命。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教授陈君石说，此前发生三鹿奶粉等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时，卫生部只是临时受命，在协调其他部委工作时常常力不从心。这次，卫生部被首次授予了“大权”，对《食品安全法》的实施意义重大。

　　不过在陈君石看来，保留“分段管理”，成为《食品安全法》的“最大遗憾”。“从国际上看，世界各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分多部门、单部门、综合型三种。目前，中国实行的是多部门体系模式。中国政府根据生产经营分若干阶段的特点进行监管。现在中国食品安全问题难以有效监管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分段管理的方式。因为各个部门各管一段，在衔接上仍然会出现困难。”

　　郑建仙也发现，中国的食品安全依然将面临着多头管理的格局。“该法虽然规定食品安全问题由卫生行政部门牵头，但卫生行政部门是否就要因此承担所有食品安全方面的责任还有待考量。”

　　“在美国，食品安全问题就是由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统一负责。出了事，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要负责任。中国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也必须要有一个能够承担责任的机构。不过，由于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多头管理，‘多龙治水’，要想一下子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并不大。只能是有一个过渡，逐步完善。”郑建仙说，“此次，《食品安全法》规定建立国务院下属的食品安全委员会，这拉开了中国从监管机制上谋求统一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序幕。但《食品安全法》并没有对食品安全委员会的工作职能和权限作出明确规定；从目前来看，这个委员会在以后到底拥有什么样的权限并不是很清楚。”

　　根据《食品安全法》，卫生行政部门还要负责制定全国统一的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现在，我们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各个监管部门都有自己的标准，没有统一，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郑建仙说，“食品安全必须要有统一的国家标准。”对此，陈君石也表示，《食品安全法》将食品质量指标统一为一套国家标准，是实现食品安全的前提。

　　陈君石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两套食品国家标准的国家，一套是《食品质量标准》，一套是《食品卫生标准》，前者由质监部门制定，后者由卫生部门执行。一些矛盾也因此产生，例如，对食品中的铅含量，质量标准和卫生标准就作出不一样的规定，这给执法造成了很大的难题。有了统一的标准，这样的难题就将不存在。

　　郑建仙认为，有了《食品安全法》，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会好很多，但依然面临着各种挑战。

　　“虽然我们对农产品、食品工业和餐饮业的大公司、大企业的管理会容易一些，但对农户、个体生产户和小摊小贩的食品安全问题进行有效管理依旧比较难，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时间。此外，在现实中，由于地方保护主义，有些大型食品企业就算出了问题很多地方政府仍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郑建仙说。

　　“依靠一部《食品安全法》来解决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是不现实的，要解决食品污染源问题的出路在于，改变分散生产的模式，提高集约化生产水平。”陈君石认为，《食品安全法》虽然是一个大进步，但它不能解决食品安全的源头问题，仍有待完善。“我国的食品主要是以分散的方式生产，我们吃的鸡鸭鱼肉类大部分来自全国两亿多的农户，这给政府监管造成了很大的难题。这两亿多分散生产的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源头的治理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副院长，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主任宋全厚强调，在解决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时候，不能照搬国外的模式，而应该把人的因素充分考虑进去。尽管《食品完全法》规定，食品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但依靠食品行业协会和食品生产厂家来自律在中国目前是不现实的。他认为，应该在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中设立类似“企业会计师制度”的内部食品安全监督制度，以监督和防范企业内部少数人的违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