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报道边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三农”问题报道表现主体的边缘化。关注“三农”问题，农民理应当是被表现的主体，因为农民是“三农”的主人和“主角”，但在现实的“三农”问题报道中，农民的这种主体地位被边缘化了。以农业部门或地方政府为“主角”的报道占据了“三农”问题报道的大部分，领导新闻和二手资料偏多，谈的大多是工作成绩，而反映当前农村很突出的问题和农民兄弟们的苦乐愁喜的那些活生生的东西，却没有充分现出来。

　　2.“三农”问题报道所属资源的边缘化。每个省一般都有几十份报纸，但一般都只有一份服务“三农”的周报。广电方面，目前我国开办对农节目的电视台只占总数的1%,且节目播出时长、分布时段和都市节目相比，简直是昙花一现。除中央七套每天播出对农节目达六小时外，其他几家办有对农节目的电视台，每周一期的节目一般时长只有30分钟，最长只有50分钟。开办专门对农频道的电视台只有山东、吉林两家，只有陕西和山东两个省开办了面向“三农”的专门频率进行广播。

　　3.“三农”问题报道受众群体的边缘化。中央电视台的辛明所做的“农户收视农业节目样本分析”的调查结果表明，“‘边缘’农户成为农业节目受众主体”。普通农户中“经常看”和“几乎必看”农业节目的比例分别为22.6%和2.6%,两者加起来为25.2%；而对于“离土不离乡”的“当地企业打工者”来讲，对农业节目的关注程度非常高，“经常看”和“几乎必看”的比例在50%，比普通农户高了将近一倍。

　　4.“三农”问题报道传播效果的边缘化。以中央电视台的主打“三农”节目“金土地”和“致富经”观众调查为例，对这两档专门为农村受众编播的经济信息类节目，有近三成观众一无所知，三成以上的观众漠视其存在，一成以上的观众肯定地表示“不喜欢”，对它持赞扬态度的观众不足两成。另外，互动性也很差，有调查显示，46.1%的农民表示从来没想过与农村栏目取得联系，有这种想法但没有付诸行动的占44.3%，而真正联系过的仅占9.6%；而在这些有过联系的农民当中，认为答复不满意的占57.3%。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三农”问题报道是从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受众到传播效果“四位一体”的全方位边缘化。这种全方位的边缘化制造了这样一个悖论：所有关于农村问题的讨论都发自城市，真正的农村基本没有声音，大多数农民都没有发言权，他们的命运决定于城市人怎样看待农村问题。与此同时也形成了这样一个怪现象：所有政治人物、所有媒体都在谈论农民，而农民自己不在场、不了解、不关心！

　　“三农”问题报道边缘化有悖于中国国情，有悖于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有悖于“三个代表”及“执政为民”的理念，有悖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怎样扭转“三农”问题报道边缘化的现状？

　　1.媒体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产品的商品属性日益凸显出来，讲求经济效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新闻产品毕竟不同于一般商品，它不仅作用于人们的心灵，而且关涉社会公正公平，因此更应该强调大众媒介的社会属性，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并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要对现有的“三农”问题报道的所属资源进行整合，将分散的凌乱的影响力式微的资源整合成合理集中的有序的影响力提升的资源，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引导资源流入“三农”问题报道领域，或者直接扶持创办一批从事“三农”问题报道的媒体资源，以改观“三农”问题报道资源配置的边缘化现状。另外，要从宣传政策入手，让农民真正成为“三农”报道的“主角”，反映当前农村的突出问题和农民兄弟们的苦乐愁喜。

　　2.打破和解决城乡二元结构模式的社会体制

　　解决二元社会结构性问题是中国实现全面、协调和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不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模式的社会体制，“城市作为中心，农村作为边缘”的现状就无法改变，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城市(都市)报道是主流的和中心的，‘三农’报道是支流的和边缘的”思维定势就不可能消除。因此要避免“三农”问题报道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被边缘化的命运，就必须解决半个多世纪的城乡二元结构模式的社会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