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金融记者 陈一昀 张沙莎西安报道
纠纷
对于王耀辉而言，今年的“3·15”，或许又不平静。确切说，自从2011年开始，每年的这一天就成为了王耀辉最为积极的一天。
“我在3·15闹过事，3·15可以投诉，我去投诉。”王耀辉从不否认，作为西安一位普通消费者，其这两年四处“闹”——发过传单、签过横幅、找过媒体、到处投诉。而目的只有一个，状告“假北京同仁堂(21.38,-0.25,-1.16%)非法行医”。
尽管已是陈年往事，但王耀辉至今仍能娓娓道来昔日的每一个细节。
2009年9月，王耀辉曾两次到位于西安高新区团结南路上一家挂着北京同仁堂招牌的药店就诊，坐诊大夫为田永成。田永成先后为王耀辉开了两个处方，第一个处方中包含红参须12g、黄芪30g等约20种药材，主治湿气。王耀辉在服用三天未见好转、身体反感不适的情况下再度问诊，田永成进而为其开出了第二个处方，这次的处方中并不包含红参须，药材种类减少为12种。
然而在按照第二个处方连续服用两天后，王耀辉的不适感更加明显了。“血压升高、心率变快、晚上十点钟我就开始浑身冒热汗，心脏燥得很。”似乎一时间王耀辉身体的各种“毛病”全都爆发出来。
此后的日子里，王耀辉开始常年在西安市中医医院就诊，通过服用中药、针灸治疗与中医按摩来恢复身体。据王耀辉回忆，严重的时候，“光头上的针就有30个左右，现在扎的话，头上可能10个左右。”
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田永成首当其冲。事后，王耀辉曾多次到这家挂着北京同仁堂招牌的药店“讨要”说法。也正是在此过程中，王耀辉被该药店一位段姓大夫告知，田永成所开的第一个处方里的红参须在秋季过量了，第二个处方则没有问题。
此后，王耀辉一度拿着两个处方到处请人查看，并将自己的经历写成文字呈现在博客上。其得到的回应中，关于红参须过量的说法比比皆是，但愿意帮她为此说法开具书面证明的医师却寥寥无几。
想象得到的，事情接下来的发展同其他任何一桩普通医疗纠纷无异——投诉、上访、提起诉讼；想象不到的，这并非一场循规蹈矩的医疗纠纷——坐诊医师没有行医资格、挂北京同仁堂招牌的药店变成了“冒牌货”。
资质
事情的转折点发生在2011年。王耀辉依稀记得，那一年的“3·15”之后其选择到误诊药店门口发传单，以此来控诉自己的不幸遭遇。至此之后，其陆续接到匿名电话，其中有消息指出，田永成原是微波厂(现已更名)职工，且无执业医师资质。
为了确保匿名电话所述内容的真实性，王耀辉曾到微波厂、微波厂家属楼即田永成住处询问。近日，新金融记者与王耀辉一同再次来到微波厂了解情况。虽然该厂劳资科人员表示不予提供田永成档案，但并未否认田永成曾在该厂工作。
由于田永成早已将房屋出租，搬离微波厂家属楼，并未见到其人，但通过向其邻居及小区内曾在微波厂工作过的其他职工了解，不难得知，“他在厂里早早就下岗了”，“他在单位时不看病”，“现在不知道他在哪个药店坐诊”。
随后，新金融记者来到王耀辉被误诊的药店暗访，在该药店坐诊近七年的坐诊医师赵茹凤告诉新金融记者，田永成早就不在这家药店了。
而在谈到田永成的医术时，赵茹凤则表示：“他(看病)看得咋样不咋样(不好说)，反正中间有一位病人来闹他的事，那个病人到处告、到处闹，老田本身就不是正牌医生，他没有执业医师证，她就抓住他这一点，闹得没完。”
正如赵茹凤所言，新金融记者通过卫生部网站执业医师信息查询，陕西省内，并没有查询到与田永成相关的信息。但令人意外的是，在该信息查询处、陕西省一栏中，也并未能查询到与赵茹凤相关的内容。按照其提供名片上的“赵茹风”三个字进行查询，也无结果。
当然，不排除上述两位医师所注册的执业医师资格是在陕西省以外地区，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规定：医师经注册后，可以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职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从事相应的医疗、预防、保健业务；医师变更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等注册事项的，应当到准予注册的卫生行政部门依照规定办理变更注册手续。
这意味着，至少，这家挂着北京同仁堂招牌的药店，对于自己店内聘请的坐诊医师的管理或多或少存在着漏洞。
而相较王耀辉日后发现的事情，这也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
欺骗
在王耀辉的投诉名单中，自然少不了北京同仁堂。
王耀辉告诉新金融记者，其曾通过北京同仁堂官网公布的电话号码进行投诉，第二天便收到回应——北京同仁堂西安大药房(下称西大街店)国医馆赵馆长和北京同仁堂西安大药房科技路店(下称科技路店)许店长找到王耀辉了解情况。
而正是这次沟通，王耀辉方才知道自己去了一家“假同仁堂”药店——这家药店店内外的装潢风格与其他北京同仁堂药店几乎一致，店内随处可见“北京同仁堂”或“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字眼，就连货架上所陈列的商品也多半与北京同仁堂有关，不仅如此，店内所设的两间中医诊室也与其他北京同仁堂的如出一辙。即便如此，它却切切实实不是北京同仁堂药店。
已经由西大街店国医馆馆长调任为科技路店店长的赵店长向新金融记者表示：“(王耀辉)谈的时候我们也是一头雾水，最后我们明白了，原来是丰庆堂那边的事情。”赵店长口中的丰庆堂，才是王耀辉所就诊药店的真实面目。新金融记者从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拿到的工商资料显示，该药店的实际注册名称为西安丰庆堂大药房有限公司(下称丰庆堂)，于2007年5月注册成立，有两位自然人股东，其中柳银辉控股80%，王小燕持股20%。
事实上，丰庆堂与北京同仁堂并非全无关系。新金融记者走访丰庆堂时发现，柜台上放着名为“北京同仁堂健康会员手册”的小册子，册子内“大型专卖店”列表中并未提及丰庆堂，不过在“大型专柜”中，确有“西安丰庆堂专柜”一说，地址也正是丰庆堂所在。店内员工有些不耐烦地解释说，“这是丰庆堂药房，不是北京同仁堂的，我们这儿设的是专柜。”
这意味着，丰庆堂可以卖北京同仁堂的药品，但其与北京同仁堂的关系，也仅此而已。其既不是北京同仁堂药店，不能用北京同仁堂的招牌，也不该使用印有“北京同仁堂”的处方。
在西安市雁塔区卫生局于2011年11月出示的一份处理情况汇报中表示，药房(指丰庆堂)经北京同仁堂授权，可开设专柜销售北京同仁堂药品，药房整体装修风格参照同仁堂，诊所设在药房内部，存在执业机构名称标示不明显问题，同时在现场检查时发现少量印有“北京同仁堂”的处方。对此，已进行了处罚，责令其停业整顿，目前已整改到位，重新开业。
在赵店长的印象中，丰庆堂前后换过几次招牌。最早的时候它直接挂的是“北京同仁堂专营”几个字，后来一段时间变为“北京同仁堂阿胶熬制站”，现在挂着的招牌是“北京同仁堂参茸西安站”。
有趣的是，几个招牌中，虽然“北京同仁堂”五个字的字体与后面几个字是区分开的，但这五个字始终存在。值得一提的是，新金融记者并未在店内看到与“北京同仁堂”同样醒目的“丰庆堂”的大字招牌。
对此，丰庆堂法定代表人及控股股东柳银辉的哥哥柳银平只是回应说，“一进门玻璃上贴着张东西，包括公示，那么大一个工商局制的东西，统一制的一个公示，起码有一平方米吧。”并没有明确回答丰庆堂大招牌挂在哪里的疑问。与此同时，虽然丰庆堂处方笺上已无“北京同仁堂”字样，但挂号单上方至今仍标有“北京同仁堂国医馆”字样。
坦白而言，北京同仁堂的招牌为这里增添了不少客流量。2月27日下午5点，前来就诊、拿药的人络绎不绝，在两间中医诊室门外，更是等候着十余位已经挂号的人。在这些人看来，这家充斥着北京同仁堂气息的药店正是北京同仁堂药店，他们也因此而来。
殃及
不得不说，丰庆堂的违规殃及了北京同仁堂这家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
在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信息中心查到的工商资料显示，北京同仁堂陕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陕西药业)除北京同仁堂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一方控股65%之外，还有一位自然人股东——柳银辉，持股35%。同时，柳银平与王小燕在陕西药业担任董事。
如上所述，柳银辉、王小燕则正是丰庆堂的股东。对于“双重身份”，柳银辉表示他并不参与陕西药业的经营，柳银平也表示这只是柳银辉的个人投资行为。一位在陕西药业工作快十年，与其总经理同一间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向新金融记者表示，他个人认识柳银辉，但柳银辉“跟单位没任何关系”。
即便如此，作为受害者的王耀辉仍认为自己的遭遇北京同仁堂难辞其咎。其始终认为，丰庆堂店外“北京同仁堂”几个大字招牌如此醒目，却“没人管，当时我也是很震惊。”
在王耀辉同北京同仁堂的“战争”中，一方认为北京同仁堂接到投诉后仅表明不关自己事、没有进一步表示的“不了了之”的态度大有纵容之嫌；一方则以将情况逐级汇报、派人调查、关注对方是否换招牌决定是否再汇报等举措表明了在此事件上的仁至义尽。
其实，整个事情并不复杂：消费者在一个盗用百年老店招牌的店里，撞上了一个没有执业医师资格的坐诊医师，被误诊，并在日后的协调中未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这本就是一场普通的医疗纠纷，原本的孰是孰非很明显，原本的责任归属很清晰，但就是硬生生地在各自算盘的盘算下，事情纷繁复杂，悬而未决。
不得不说，多年拉扯下来，各方利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消费者身体本就受到创伤，如今还要经受心理折磨；丰庆堂已为自己的行为埋单过一次，如今还要时时接受来自北京同仁堂及社会舆论的监督；北京同仁堂一方面被冒充，一方面被质疑，也算得上“躺着中枪”。
而事实上，监管机构、法律法规又有哪一个躲过了“王耀辉事件”的这颗子弹呢。
多年来，无论是中医企业尴尬、中医医院尴尬、中医药店尴尬、中医教育尴尬、中医立法尴尬，无论是哪个尴尬，都是中国中医药行业的尴尬，都是中国中医药行业之痛。
早在2004年北京香山会议宣读的“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报告”一文中曾指出：“面对中医在西方世界的兴旺，我们完全有理由担心，也许未来中国要到西方去取中医药的真经。”因而，从某种程度而言，反思“王耀辉事件”，并真正解决“王耀辉事件”所折射出的问题，有着重要意义。
